明報　A10,A11 |  專頁     2009-05-24

回家的代價

「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們政府要審查我，可以當面對話，要我寫保證書，我不接受……」

20 周年

對一般人來說， 「我要回家」不過是稀疏平常的一句話，但對一批六四事件後被迫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來說，這個家，看來遙遠而不可及。一幅無形的牆壁，分隔了他們與家人，為與家人相聚，他們被迫簽保證書，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士……為送父母最後一程，有人委屈接受這些條件，但亦有人為了尊嚴，寧願留在異鄉與病魔搏鬥下去，也不回老家治病。明報記者

趙紫陽前智囊欲回國醫病
拒簽保證書斥胡教條主義

趙紫陽前智囊、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前所長陳一諮稱，過去數年一直與病魔搏鬥，今年初病情轉壞欲回國醫病，惟國家主席胡錦濤方面要求陳氏先寫保證書，同意不參與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動才可回國。陳一諮以「不能出賣靈魂」為由，拒絕將自己放進一個生活條件較好的「牢獄」中。

98 年回國奔喪毋須簽保證書
《再回家》一書的採訪隊到美國探望養病中的陳一諮，陳氏透露今年初希望回國的波折。原來1998 年陳一諮的母親病故，獲准回鄉奔喪，99 年亦曾回去安靈，那次陳一諮是透過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轉達回國信息，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被說服了，接受陳遵守憲法的承諾便放行。

事隔近10 年，陳一諮因為病重，醫生驗出他的膽紅素比正常人高70 多倍、4 個肝功能指標都超出正常10 倍以上。他停了手上工作，全身還是長出紅點，像給針扎過一樣，皮膚也開始脫落，醫生檢查後認為是膽道癌。

無計可施下，陳一諮今年初透過曾慶紅向國家主席胡錦濤轉達信函，表示希望回國治病。據《再回家》所載，曾慶紅知道他病情這麼重之後也同意轉達，藥費也可以考慮代為籌謀，不過胡錦濤方面其後向陳一諮在北京的女兒表示，陳要先寫保證書，同意不參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動才可回國。

陳一諮：胡比江更不願變通
陳一諮最終拒絕寫保證書：「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們政府要審查我，可以當面對話，要我寫保證書，我不接受。」事情其後沒了下文，隔了一段日子，便收到消息，說今年是敏感年，難辦。

陳一諮不無感慨地說，「我看共產黨那年都是敏感年！」他更表示，與江澤民相比，胡錦濤不願變通，「胡比下屬還要教條（主義）」。

不能回國，陳一諮經朋友介紹，找到一名溫哥華名醫治療，醫生指他胰、肝、膽、脾及胃都壞了，除每天煎一大壜中藥服食外，還要絕對休息，能躺牀就躺在牀上，不要說話，不要動腦筋，陳一諮苦笑說， 「所以從一月份到現在，我很少說話。」雖然陳一諮未能回國，但他對在內地伙伴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他說：「鮑彤判了7 年刑，現早就應該人身自由了，但他還是一班8 個人，3 班24 人被盯着，共產黨花國庫的錢，沒人監管，我回去也不自由。」被問及不能回去是否沒遺憾，陳一諮說：「求仁得仁吧。中國人嘛，總是希望落葉歸根。」

「最苦是遠離故土見不到親人」
陳一諮說：「最苦是遠離故土，見不到親人、喝不到家鄉的水、聞不到家鄉的泥土味、看不到自己的老百姓。我回國祭母時，就要求到當年農村插隊的地方看看當地的老百姓現在生活得怎麼樣？結果沒獲同意。」現在，陳一諮唯有靠科技排遣思鄉之情。「打電話給親人呀，看看描寫家鄉的作品，到網上看家鄉的新發展呀。」「我要回家運動」發起人朱耀明知悉陳一諮的情况，大為慨嘆，並指陳一諮寧願在自由的天空下，也不選擇返回威權管治下的中國， 「這是他的選擇，但看到祖國的可悲」。

朱耀明重申，不接受這類「有條件」的回家，例如80 年代電視片集《河殤》製作及總撰稿人蘇曉康，父親病逝，他為了回國奔喪，要先答應3 個條件：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詳見另文），朱耀明說：「我們反對要簽悔過書，亦不接受簽保證書，什麼叫敏感的人？什麼叫公開活動？」他希望終有一天，這些人可以無條件回家，和家人團聚。

許家屯： 來港怕給人家添麻煩嚴格來說，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不算是民運人士，不過他的確因為不認同中央處理六四事件手法，被開除黨籍和一切職務，結果出走美國，至今未准踏足故土。

06 年欲回國送妻最後一程被拒
《再回家》採訪隊今次遠赴美國，走訪現年94 歲的許家屯，他現居於洛杉磯中國山（Chino Hill，Chino 為西班牙語，解作中國），至今未有機會回國。2006 年許家屯原配夫人離世，家人希望他能回國送老伴最後一程，惟中央的答覆是：「暫時不宜。」其實，因為另一半離世，許家屯一度病倒，又摔了一跤，他形容自己的狀况：「耳聽不見，眼有黃斑病，看不見，只見一個影子在動，報紙也不看了。」不過北京政府仍未讓他回國。曾在香港工作，許家屯承認想回香港，但他體諒別人而沒有提出， 「不要給人家添麻煩」。記者追問「哪想不想回國？」許老但笑不語。

吾爾開希：有中間人提出回國條件
至於現於台灣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接受《再回家》訪問時透露，過去20 年來，曾經3 次有人自稱「中間人」提出讓他回國的條件。

「沒有人代表共產黨來跟我談條件，但是有人宣稱他們可以做中間人，看我能不能夠接受，然後再回去跟共產黨談。他們提出來的條件，譬如說我們回去幾年不發表政治言論，回去不組黨，不直接參加選舉等等，這些『譬如說』有很大的假設性，而且是一種試探，在試探我們的底線，我不覺得有任何建設性，我並不覺得共產黨真的把它當成條件來跟我們談。」假設這些回國條件都是真的，吾爾開希說，回去幾年不發表政治言論，以及不能踏足北京、烏魯木齊等，這些條件是可以考慮的，但有兩項原則不能妥協，「我不能放棄的，是對錯和是非，我也沒權利放棄，作為天安門（運動）代表性人物，我沒有權利在天安門運動的是非這個話題上犧牲這個原則，我沒有這個權利。我不會做危害他人的事情，不會主動、不會在知道的情况下做危害他人的事情」。

「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

20 年了，吾爾開希雖然在台灣已有家庭，但他念掛在中國的父母， 「每時每刻都想回去，想着能夠回到中國。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每天面對憤怒與對希望的不確定感」。

《再回家》訴說落葉歸根難
「我要回家運動」今日推出《再回家》，看着每篇訪問的題目： 「落葉歸根難」、「思憶成病」、「無家可歸」、「活在虛擬的中國」、「時生時滅回國路」……每字都滲着血淚，這書就是概括流亡者過去20 年的故事。

《再回家》今次包羅了學運領袖包括王丹、吾爾開希、馬少方、王超華等的故事，還有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趙紫陽的智囊、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前《人民日報》記者、《河殤》製作及總撰稿人蘇曉康；《世界經濟導報》政治法律編輯、駐北京記者張偉國；前北京四通公司董事長、總裁萬潤南等的人在異鄉的經歷。

「我要回家運動」發起人朱耀明表示，今次的《再回家》特點，不單透過法律界人士分析這批流亡者回國的法律基礎，並容許一些已死心、不想回家的人士說說他們的理由，希望大眾立體了解事件。他說，今年趁六四20 周年先後推出《我要回家》及《再回家》兩書是極有意義的， 「他們當年倉皇逃生，那份緊張，現在我仍歷歷在目，出書是希望為他們作一個見證，對他們表達一份心意，我也不知道能否做到下一個10年……」

20 年前逃離時， 覺得不久便能回家……
文：蘇曉康

20 年前逃離中國之際，覺得不久便能回家的。
20 年的流亡生涯，已將回家漸漸看淡了。
2003 年春天倉促回國奔喪之後，開始打消回家的念頭。

只能在金門橋上向母親撒花沒有人不想回家。我沒有很重的家鄉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媽媽。我的媽媽是報館編輯，一九八九那年已退休在家，剛65 歲，但身體很差。她從20 幾歲起就被嚴重失眠折磨，人熬得乾瘦。我媽這麼苦的一生，就因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剛強，一個受不得氣的人，偏就要你處處忍氣吞聲，媽一輩子像是被委屈耗乾了似的，待到我大禍臨頭，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後一擊。2 年後，有天下午她出門取牛奶，就栽倒在街上，再也沒有醒來。

當時我正在三藩市開會，不能回家奔喪，只好到金門大橋上，朝着東方，往海裏撒花……父親後來寫信告訴我：「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她經常坐在屋裏的沙發上，偷偷哭泣。我問她哭什麼，她說擔心曉康，我說哭有什麼用，她說她止不住。她陸陸續續哭了一年。」媽媽的墓塚，就是我的家媽媽早在文革時就留下一紙遺言，死後不留骨灰、不建墓穴，但父親說，曉康還在外面，她要等他回來的。

所以父親在京郊長生店太子峪陵園，買了一方墓塚，葬下媽媽的骨灰。從此，我飄盪在海外，心裏便生出一個牽掛來，被那萬里之遙的什麼揪着，很久我才悟到，媽媽的墓塚，就是我的家。那是一個要我去還願的所在，可是我去不了。如此歲月倥傯，其間我們遭遇種種，一言難盡。

2000 年底，我的兒子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我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趁寒假回國一趟，給他奶奶上墳。我把當年站在金門大橋時手臂上的黑紗交給兒子，叮囑他親手擺在奶奶墓前。在北京，等到大雪初霽，爺爺便領着孫子去陵園拜祭，交通依舊艱難。兒子一絲不苟地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替我給他奶奶磕了頭，還拍了照片帶回來給我看，我在心裏還是不能說服自己，這就算是了卻我的心願嗎？但兒子替我去完成了我無力履行的一樁儀式，我是永遠感謝他的。

我父親見到自己唯一的孫子時，右眼幾乎看不見了，因為白內障的緣故，這是我催促兒子上路的第二個原因。我非常害怕父親等不及看孫子一眼，就完全失明，那會叫我鑄成另一個大錯，而終身悔恨。其實父親並非只想見孫子，他只是不說他也想我。我對父親說，我邀請你出來探親吧，但他不肯。他開始跟我通信，給我講家中和家族的許多故事，只是避開回憶他自己。

2003 年春，父親在身體檢查時突然查出晚期肝癌。3 月5 日我接到家人電話，馬上去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簽證，得到的答覆是，你的事情需要請示，回去等消息吧。這一等就是3 星期，父親在3 月23 日黃昏時分撒手，而3 月28 日我才得到簽證。

這個簽證，還附加了3 個條件：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我有權利拒絕嗎？我必須回國奔喪，不是我的權利，而是我的人倫，為了履行倫理而只好放棄權利，是個人面對國家怪獸時的無奈！我想，無數中國人跟我有過同樣的經歷。我的父親不是也放棄了讓我見他一面而出國的權利嗎？

獲准回國因父親的「絕命書」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這次我被允許奔喪的細節。事實上，我獲知父親病危而向中國政府要求的簽證，是被拒絕了的；與此同時，北京的家人獲得提示，除非老爺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則沒有商量餘地。家人只好以父親的名義草擬一封信，拿到病牀前念給他聽，這麼做，等於將絕症直接袒露給病人。父親簽字以後，一個禮拜就走了。

他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

從冰冷的程式角度來說，這個黨是接受了我父親提出的要求，即允許他那流亡的兒子回國為他送喪，由此而體現了對他的「人道主義」，那彷佛也是間接地施行於我的。我只是不知道，父親在彌留之際，明白了此種「人道」的含義沒有。

「組織上」自然是要為父親舉行遺體告別，雖然他本人在遺囑已寫明「我死後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和遺體告別會，不寫生平簡歷」等等；我們作為子女，也無法替他持守遺願。這個儀式，定在八寶山公墓的「菊廳」，告別者多為父親生前的同僚，於是我事先得到通知，其中許多人不方便與我碰面，儀式將分兩段進行，前一段是「官辦的」，要我迴避；他們辦完之後，專門留下幾分鐘儀式，乃特意為我一人舉行。我又能拒絕嗎？我只出現在父親的私人身分的這一面，其實也好。

當我一個人被擋在「菊廳」外面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回到這裏來竟有點荒唐似的。裏面有人來叫我，說輪到你了。我慢慢走進「菊廳」，抬眼看見父親寬厚的遺容，我很想跪下去磕三個頭，可在這陌生而敵視的氛圍中，我竟跪不下去……後來，我跟姊姊一道取來父親的骨灰，彷彿父親才回到我們家中。捧着盛骨灰的紅綢袋，微微燙手，好像父親的體溫還在。接下來，我們還有難題：父親的骨灰盒，要不要送進八寶山革命公墓？若是這樣，媽媽怎麼辦？她還一個人躺在太子峪陵園呢。媽媽自然是沒進八寶山的「資格」，她也不要進那裏去。我們有什麼理由讓父母的骨灰分開安放呢？

我終於自己來到媽媽的墓塚前。她孤零零地躺在這裏，等了我整整12 年。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理當依循風俗，年年清明來此拜祭和掃墓，這是起碼的人倫，可我卻無法履行這一點點為子的孝道。我跪在媽媽墓前深感罪責。來見媽媽之前的幾天裏，我夜夜失眠，被一個艱難的決定折磨：難道我還要讓媽媽獨自躺在這裏嗎？父親也走了，他把這個問題留給了我。媽媽呆在這裏，是在守望她那流亡海外的兒子，今天她終於等來了我，媽媽留在這裏的理由已經消失。我要帶她離去。

媽媽的墓塚空了中國再沒有我的家不久，我們姊弟三人，加入北京殯葬系統組織的骨灰海撒人群，來到天津塘沽渤海灣，捧着父母的骨灰，登船馳入海灣，親手將骨灰撒進大海。我是長子，我承擔這個決定的全部責任。我對姊姊弟弟說，父母皆有遺囑，兩人都堅持他們死後不留骨灰，僅以尊重死者遺願這一點而言，我們也只能這麼做。

對我自己而言，媽媽的那個墓塚一旦空了，我的牽掛也就消失了。中國再也沒有我的家。

【節錄自《再回家》】

作者為六四後被當局通緝的23 名知識分子之一、電視片集《河殤》製作和總撰稿人

《河殤》88 年首播哄動中國社會

「龍的傳人啊，黃河能給予我們的，早就給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已經創造了文明，黃河無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們需要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裏流淌出來。舊文明的沉渣已經像淤積在黃河河裏的泥沙一樣，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管裏，它需要一場大洪峰的冲刷……」《河殤》是中央電視台製作的6 集電視紀錄片，於1988 年中首播。總撰稿人為蘇曉康和王魯湘，導演夏駿。該片播出後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很大轟動，後被認為是八九民運的思想前導。

《河殤》分為6 集，分別為《尋夢》、《命運》、《靈光》、《新紀元》、《憂患》和《蔚藍色》。該片由反思和批判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入手，逐步引入對西方蔚藍色文明的介紹，對包括「長城」和「龍」在內的許多長期被中國人引以為榮的事物進行剖析和嘲諷，同時表達了對西方民主文明的嚮往。此片獲當年學界熱捧，更曾掀起「河殤熱」，學生熱烈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六四後，蘇曉康遭國家安全部及中國公安部下令全國通緝，被迫流亡美國，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

明報　89以來 |  憶六四文 | 朱耀明     2009-05-24

回不了家的人

二十年前逃離中國之際，覺得不久便能回家。
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已將回家漸漸看淡了。
2003 年春天倉促回國奔喪之後，開始掐斷回家的念想。

每次讀蘇曉康的文章，眼淚不受控，大滴流下。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都是愴惶逃離家園，未及與家人道別，孑然一身生活在外，念國思親之情，揮不去解不了。

蘇曉康先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報告文學作家，是電視政論片《河殤》的總撰稿人。1989 年5 月14 日曾到廣場支持絕食的學生和發表演說，就只一次。解放軍屠殺人民後，政府竟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通緝他，若罪成，可判死刑，或最少監禁20 年。

他經歷了100 天恐怖的逃亡，於1989 年9 月安全抵港。

1989 年9 月，由於法國政府收容了太多人，難民營宿位不足，曉康雖然早為法國政府接納其「難民」身分的申請，但卻要時間安排才可以離港。由於他是被通緝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很小心，不能安排他住在一般的「安全屋」。幸得朋友的慷慨接待，暫居西貢匡湖居，直至九月後離港。

父簽絕命書子回國奔喪

20 年後，收到他為「我要回家運動」寫的文章「無家可歸」，深深感受到8964 的創傷不但未癒，而且深入了內心的深處。

流亡兩年，他母親辭世。那兩年，母親每天都在為流亡的兒子流淚、擔憂、傷心。1991年， 母親辭世而不能回家奔喪，他只能站在三藩市金門大穚，臂帶黑紗。「朝着東方，往海裏撒花瓣」遠祭。

2003 年，其父親患病，曉康申請回國探親不獲准。其後家人獲暗示，除非其父親向有關部門申請，否則「沒有商量餘地」，家人迫不得已下，草擬了信，念給其父親聽，信的內容就透露患病者的危疾實况，並可能不久於人世，故申請流亡的兒子回國探親。曉康形容，

他父親是簽了一紙「絕命書」，一星期後便辭世，而他亦獲准回國奔喪。黨和國家領導人常說：「以人為本，施政為民」，嗚呼哀哉！何其假大空，荒誕。

項小吉、王虹夫婦與蘇曉康是同期留港的流亡學運領袖。

他們住在西貢泥涌的「安全屋」，是1989 年10 月首批獲美國收容的民運人士，先往洛杉磯，寄居「西來寺」，後轉赴紐約，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學院，獲碩士和博士學位。

8964 已血染京城，6 月5 日，小吉掛心同學，決意自南昌再往首都，因而跪別母親上路，豈料這一別成永訣。此後20年，未能踏足中國，母親辭世也不能回國奔喪。這傷痛令其患上憂鬱病， 2000 年開始服藥，現已康復，但藥還是隨身備用。

人在外， 心念着家國。不幸，國家卻拒絕他們回家，傷痛、無根、漂泊的生活似無盡期，鬱結難解。回家路何其遙遠！

流亡20年了，好想…再回家
蘋果日報A08 |  港聞     2009-05-24

歷史總愛跟人開玩笑。20年前，朱耀明牧師千方百計把亡命天涯的民運人士送到外國。今天，他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為他們爭取回國權。「佢哋離開中國時，以為好快可以返屋企，冇諗到一等就係20年。」

記者：陳沛敏

他們當中，有由青春煥發等到人到中年，像王丹；有由風華正茂等到風燭殘年，像陳一諮。有的甚至等不及，客死異鄉，像流亡美國的劉賓雁臨終前還在說：「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腳踏一踏那片土地，他們為甚麼要這麼怕一位年過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麥燕庭：見證鎮壓再觸傷痛

我要回家運動早前走訪海外流亡人士，輯錄成書，《回家》兩個月前推出，第二本《再回家》連紀錄片《流浪的孩子》光碟日內上市。電視片集《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在書中撰文，講述母親去世，自己只能佇立三藩市金門橋遙對故鄉，向海上灑花祭母的情景。趙紫陽秘書鮑彤在書中批判中共禁止六四流亡者回家，「是對人的天性的凌遲」。為《再回家》採訪的麥燕庭89年在北京見證六四鎮壓，今天重遇民運參與者，很感觸。「記者訪問，難免要挖人傷心史，他們明知如此，還是願意跟我們揭開這傷痛和私隱。項小吉談到思憶母親成病；蘇曉康多年不談父母逝世的情況，為我們哭着憶述當日之痛；陳一諮病中接受訪問等等。」麥燕庭記得89年的一幕，她和同行採訪民眾堵截軍車，有部隊人員向她們動手，一位老婆婆挺身擋在她們前面。「我係讀新聞嘅，書本上有講新聞自由點重要，但當年北京市民保護香港記者，為咗要我哋將佢哋嘅聲音同真相帶出去，嗰刻活生生感受到記者職責嘅重要。」朱耀明說，一批民運人士計劃循法律途徑包括國際人權法庭，爭取應得的回國權。編者按：以下文章節錄自《再回家》。

陳一諮拒寫保證書「我不能出賣靈魂」

眼前的陳一諮，比97年車禍後還要瘦上一圈，臉色臘黃，兩眼凹陷，頭髮灰白，瘦弱得連當年與他共事的鮑彤也認不出來。這也難怪，68歲的陳一諮自02年起被病魔折磨：先與淋巴癌鬥爭，壞細胞擊退了，身體亦差了，於是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挨鬥的舊傷一一浮現；2007年時，左右胳膊先後提不起來，肌肉逐漸萎縮，八個月裏，路不能走，字不能寫，東西不能拿，幸得中國科學院一名顧問替他治療，陳一諮又奇蹟地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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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返回洛杉磯後，他自以為身體好轉，繼續主持紀錄片的工作，以趕及今年六四事件20周年前發放，突然某一天，頭暈、嘔心和發熱的感覺襲來，給醫生一檢查，結果嚇人：膽紅素比正常人高七十多倍、四個肝功能指標都超出正常十倍以上。醫生於是下令，要不完全休息，要不住院。他停了手上的工作，全身還是長出紅點，像給針扎過一樣，皮膚也有剝落現象。醫生檢查後認為是膽道癌，建議切除膽道，並切割一段十二指腸補替，他學醫的夫人認為手術風險太大，「一上手術枱便可能下不了來」，但中醫又束手無策。

無計可施下，他今年初透過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向國家主席胡錦濤轉達信函，表示希望回國治病。據了解，曾慶紅知道他病重之後也同意轉達，藥費也可考慮代為籌謀。但胡錦濤方面其後向陳一諮在北京的女兒表示，陳要先寫保證書，同意不參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動才可回國。

這豈非把自己放進一個生活條件較好的「牢獄」？陳一諮拒絕寫保證書。「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們政府要審查我，可以當面對話，要我寫保證書，我不接受。」事情其後沒了下文，隔了一段日子，便收到消息，說今年是敏感年，難辦。

陳一諮不無感慨地說，「我看共產黨那年都是敏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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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諮98年時母親病故，獲准回鄉奔喪，99年曾回去安靈，那次和今次一樣，都是透過曾慶紅轉達，當年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被說服了，接受陳遵守憲法的承諾便放行，但胡錦濤不願變通，「胡比下面還要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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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仁得仁吧。中國人嘛，總是希望落葉歸根。」

除了鄉愁無處排遣，陳老物質生活也很困難，「我到美國時年紀大，英文學不好，每月拿五百塊美金的養老金，單是房租已經要一千七百塊。我基本上是靠親戚朋友接濟和太太出外打工養活。」

陳一諮簡介

1940 年出生，文革前就讀北京大學物理系和中文系。65年因給毛澤東上萬言書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八十年代先後組建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三大智囊組織，是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核心智囊之一。八九學運時與其他人組成北京知識界聯合會，草擬多份聲明，六四後為23名被通緝的知識分子之一。同年7月流亡海外，現居美國。

圍捕一個人抓了四千人

為這齣流亡記喊action的，是一名中共元老。 1989年6月5日的北京，到處抓人，氣氛肅殺，他給已發表退黨辭職聲明的陳一諮送來兩行字：「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陳一諮心領神會，當晚立即離京，但一到北京火車站，只見整個火車站已站滿軍人，要在這裏離開，是mission impossible，於是陳化妝後與護送者轉往豐台火車站，成功避過官方耳目，平安抵達南京。那時候，人民的憤怒仍然未消散，火車站外的電線杆上，貼滿「打倒鄧李楊」、「血債血償」的標語。
最後，陳與護送人員到了海南省，住在一個同情民運的商人家裏。商人為他弄來一張往新加坡的機票，帶他到了海口市機場，塞三百美元給機場的工作人員，企圖把他換進去。八十年代的海口機場十分簡陋，機場範圍只用一些矮欄劃開。邊檢人員的櫃位又沒有玻璃阻擋，站在海關處可看見邊檢人員桌上的東西，就在這環境下，商人瞥見名單上赫然印有「陳一諮」三個字。果然不是專業逃亡人士，商人看見名單後，沒有籌謀逃離現場，而是叫陳和他一起入去看個清楚！陳又竟然真的跟了進去。兩人伸長脖子看那邊檢人員翻名單，翻到第三頁時，第一個名字便是陳一諮，那商人還說：「老師，真的是你。」幸而那邊檢也像發夢似的，沒有反應，兩人像沒事一樣退出機場大樓，站在門外與隨行人員商量如何是好。
黑夜過後是黎明，船在日光中駛進澳門，然後再鼓浪前進，下午一時許，李鵬要不惜一切抓捕的陳一諮，終於安然踏在港英政府的土地上……陳逃離中國的消息很快北上，三天後單是海口市已抓了四千人。

20年前一個特工任務

追捕目標：陳一諮追捕時間：89年6月5日至7月初特工人數：400人目標地點：中國沿海各口岸扣留人數：至少4,000人需要資源：不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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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潤南難說違心話「我不想委屈自己」

萬潤南離開中國時，是北京最大的民營企業四通公司的總裁，曾幾何時，兒子連練跑也有汽車跟在後頭保護，生活之富貴，可想而知。

六四事件後流亡海外，要重新做人，萬潤南也頗能適時而變：剛流亡時，四通在香港和外國都有分公司，他和一些舊同儕還能在巴黎中心區開餐館、到美國世貿中心買賣股票，後來生意不行了，就到三藩市朋友辦的公司開車，做機場接送服務。

「人要放空自己、丟掉自己，你才能找到自己，你不要認為自己還是四通老總。我就是一個普通人，我有力氣，我能開車，我可以用自己的誠實勞動來維持自己的生計。」

可是，親情如何捨得？妻子李玉92年通過地下通道經香港轉赴歐洲，侍奉在旁，但年近90歲的高堂和弟妹六人都在內地呀，「每天下午，我會透過skype向他們請安。」時差也計好了，美國西岸的下午就是中國的早上。另外就是在個人網誌上轉貼家鄉風貌、分享思鄉之情、收錄鄉土之歌，藉此排解鄉愁。

電腦科技雖然能讓他與內地親友「如面」，但一個擁抱、一下親臉如何能讓冷冰冰的機器代行，尤其是母親一度病危？只是，要回國，得承諾不幹這不說那，萬潤南無法辦到：「違心的話不能講，這個年齡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

不是沒有怨懟的。「回去是一個權利，你這樣剝奪是沒有理由的。都二十年了，還是心存恐懼，擔心我們回去搞反對黨，其實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地表達當年發生了甚麼事。」

但人家就是不跟你談呀，管你是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清華大學校友，文化大革命時還跟他一起串連過！

萬潤南八九年時初到西來寺題字後有感自己沒有固定的聯繫地址，於是在地址一欄填上「居無定所，心有常駐：民主中國」，他當然明白，民主中國不是五時三刻可以盼到，因為「民主要有兩個條件才能到來，以台灣為例，體制外要有反對派的民進黨，體制內要有蔣經國等人才，中國不缺反對派，但缺蔣經國，胡錦濤當不了。」

但這不要緊，萬潤南常言：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不要期望事情一定要在自己手上完成。所以當民主中國成功轉型後，他們已因年老力衰而被世人遺忘，早已出局，也不打緊，「收穫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起過作用，我們就無怨無悔了。」

萬潤南簡介

當年斥資兩萬元成立四通公司，首年賺100萬，兩年後註冊資本增至1億。八九期間不時跟知識分子與學生討論。戒嚴令頒佈時，他建議學生撤回學校，人大常委會對戒嚴令作違憲審查，此建議被指違抗戒嚴令。6月下旬被通緝，指他幕後策劃和指揮「反革命暴亂」。萬以出席會議為名6月8日到香港，其後流亡法國，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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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父親為我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

沒有人不想回家的。我沒有很重的家鄉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媽媽。我的媽媽是一位報館編輯，八九那年已經退休在家，剛65歲，但身體很差。她從20幾歲起就被嚴重失眠所折磨，人熬得乾瘦乾瘦。我媽這麼苦的一生，就因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剛強，一個受不得氣的人，偏就要你處處忍氣吞聲，媽一輩子像是被委屈耗乾了似的，待到我大禍臨頭，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後一擊。兩年後，有天下午她出門取牛奶，就栽倒在街上，再也沒有醒來。當時我正在三藩市開會，不能回家奔喪，只好到金門大橋上，朝着東方，往海裏撒花瓣……父親後來寫信告訴我：「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她經常坐在自己屋裏的沙發上，偷偷哭泣。我問她哭甚麼，她說擔心曉康，我說哭有甚麼用，她說她止不住。她陸陸續續哭了一年。」

2003春，父親在身體檢查時突然查出肝癌晚期。3月5日我接到家人的電話，馬上去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簽證，得到的答覆是，你的事情需要請示，回去等消息吧。這一等就是三個星期，父親在3 月22日黃昏時分撒手，而3月28日我才得到簽證。這個簽證，還附加了三個條件：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我有權利拒絕嗎？我必須回國奔喪，不是我的權利，而是我的人倫，為了履行倫理而只好放棄權利，是個人面對國家怪獸時的無奈！我想，無數中國人跟我有過同樣的經歷。我的父親不是也放棄了讓我見他一面而出國的權利嗎？

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這次我被允許奔喪的細節。事實上，我獲知父親病危而向中國政府要求的簽證，是被拒絕了；與此同時，北京的家人獲得提示：除非老爺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則沒有商量餘地。家人只好以父親的名義草擬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唸給他聽，這麼做，等於將絕症直接袒露給病人。父親簽字以後，一個禮拜就走了。

他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

不久，我們姐弟三人，加入北京殯葬系統組織的骨灰海撒人群，來到天津塘沽渤海灣，捧著父母的骨灰，登船馳入海灣，親手將骨灰撒進大海。我是長子，我承擔這個決定的全部責任。我對姐姐弟弟說，父母皆有遺囑，兩人都堅持他們死後不留骨灰，僅以尊重死者遺願這一點而言，我們也只能這麼做。

對我自己而言，媽媽的那個墓塚一旦空了，我的牽掛也就消失了。中國再也沒有我的家。

（節錄自蘇曉康撰寫的〈無家可歸〉）

蘇曉康簡介

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報告文學家、電視片集《河殤》製作及總撰稿人，六四後遭通緝，流亡海外，93年與妻子同遭車禍，妻子受重傷。現居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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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ES
Mark O’Neill,  sour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02-25

Fading hope of home
A minister may take the fight for right of return by ageing June 4 dissidents to The Hague

A Hong Kong minister is leading a campaign to persuade Beijing to allow more than 500 people exiled because of the 1989 protests to return home – and may take the ca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fuses.

The Reverend Chu Yiu-ming, a Baptist minister in Chai Wan, is leading the “I Want to Go Home Movement” to try to get Beijing to alter its hard line of refusing the right of the exiles to return and to renew their Chinese passports.

“Many of these democratic activists are getting old,” Mr Chu said. “Returning home is their right. Their motherland has no reason to reject its own citizens. This right of return should be unconditional.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demand they write self-criticisms or statements of apology.”

Just before the Lunar New Year, Mr Chu published 3,000 copies of a book titled Homecoming, describing the lives and emotions of 43 of the exiles living in Britain, France, Scandinavia and the US.

Among them is Wang Dan, who served five years in prison before being released on medical parole in 1998 and going to the US, where he earned a PhD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He lives in Oxford, England, whose university has given him a scholarship.

“To live in exile is a torment,” Dr Wang wrote while in the US. “If I can never return to my mother country, I can tolerate it. But, for my family, it is a torment. While my parents can come and see me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 long journey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olerable for them in their old age. My mother is old and her body, especially her heart, is weak.

“If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my visit bad for the country, I could return for a short visit to see my family and promise to return to the US.”

Dr Wang’s Chinese passport expired in 2003. He applied for a new one at a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US: it refused him one. He has not taken US citizenship. “I love my motherland and hope I can return,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its advance,” he wrote.

Mr Chu said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exiles – those getting old who wanted to return, and students who were in their 20s in 1989 and whose parents were getting old.

“The responsibility of using tanks and guns rests with the government. As a Christian minister, I cannot accept this violence,” Mr Chu said. “The government must reverse the verdict on June 4. President Hu Jintao speaks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but there can be none until the Communist Party solves its histor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June 4.”

In 1989, Mr Chu was heavily involved in helping students, intellectuals and others involved in the protests, who had escaped to Hong Kong, find other countries that would take them. France was the first to offer asylum, then the US and Britain, which took the most sensitive cases.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Hong Kong’s handover on July 1, 1997, there was a rush to get everyone out, with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accepting many of the dissidents.

“They expected the verdict on June 4 to be reversed quickly and so to go back,” Mr Chu said. “A small minority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their new countries. Most have a hard life, though they enjoy the benefits of being citizens of countries with good health and welfare systems.”

One example is Zhang Jian, 38, who lives in Paris. He still has a bullet in his right leg, one of three fired at him by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ficer from 10 metres away as he tried to negotiate with him on the morning of June 4, 1989.

He lived on the run on the mainland for 12 years, employing different aliases and doing odd jobs, until he was discovered in 2001. He fled to France and was given political asylum. He has no passport but travels on a refugee document issu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He works in a restaurant in Chinatown in Paris.

Mr Zhang said that the first time he called his mother from France, at the Lunar New Year, he could not stop crying. “We have a saying at home that the eldest son does not leave his father and the second son does not leave his wife. As the eldest son, so far from home, I am not filial.

“Sometimes my mother misses me too much. She says that I am nearly 40, single and have sacrificed my job, my future and my family. My grandmother misses me, too. `Will I not see you in the future?’ she asks.”

Wang Longmeng also lives in Paris and is married to a Japanese woman. “I constantly cannot control my sense of loss and torment,” he said. “The desire to go home occupies a large part of my emotions, like a prospect in front of my eyes every day. I think of my family and friends, especially of my elderly father and the tears running down his cheeks.”

Someone who has fared slightly better is Wang Zhaohua, who lives in Los Angeles and completed a Ph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e has a US passport.

“I am one of the lucky few who were able to find a peaceful life abroad and resume my studies,” she said. “I was prevented from going to Hong Kong to see my relatives. In order to realise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in 15 years, I accepted a compromise and agreed to conditions, not to take part in any public activities or speak about politics.

“In those several days in Hong Kong, was I followed? Was anyone watching me? I do not know. I had to give up the normal rights of a modern citizen – is that a country with dignity and honour?”

Two of the saddest cases involve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journalists of the communist period.

Ge Yang joined the party as a teenager and was head of the Shanghai branch of Xinhua and editor of the New Observer. She served 21 years of manual labour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ay 1989, she went to the US for a conference and chose to remain there after June 4.

Her request to return home was refused and she died on January 18 in Flushing, New York, aged 93.

Like Ge, Liu Binyan was in the US at the time of the protest and criticised Beijing for the crackdown. As a result, he was refused permission to return. In 1992,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New York refused to issue him a new passport and confiscated his existing one.

Before he went to the US, in 1988, he wrote exposes of corruption, overbearing bureaucracy, injustice and the sufferings of ordinary people, which made him a household name on the mainland.

He died, aged 81, in New Jersey, on December 5, 2005, of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colon cancer. His wife, Zhu Hong, wrote that after Liu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he wished to go to the mainland for treatment.

“We wrote letters to Jiang Zemin, Hu Jintao and Wen Jiabao asking if we could go back. Through intermediaries, we know that they received them. There was no response: it was like dropping a stone in the ocean.”

In anguish, Mr Liu said to his daughter: “I only wish to step again on that piece of land. Why do they fear an old man over 80, whose body is racked with cancer?”

Asked whether he had raised his demands directly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Mr Chu said he had not.

“It would be no use. If consulates abroad will not give these people passports, what point would there be to meet the representatives in Hong Kong?”

He is urging the exiles to go to their local Chinese embassies or consulates to apply for passports. If the refusals continue, he is considering taking Beij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Hague: “According to what law do they cancel the passports of a citize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r Chu’s campaign is a mission impossible, especially in 2009, which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mocracy protests a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communist rule. There is no sign of a reversal of the verdict.

傳媒報導連接:

自由亞洲電台 《流亡海外民運人:我們要回家》(普通話) 2009-01-31

香港電台《清談一點鐘:我要回家》(廣東話) 2009-02-14

香港報章報導 (2009年1月至2月)

南華早報 By Eva Wu     2009-02-15

June 4 leader allowed into HK – briefly

A reunion in Hong Kong between a mother forced into exile after the June 4 crackdown and the son she left behind on the mainland almost did not happen when the government refused her entry, the concern group, Homecoming, revealed yesterday.

But officials eventually relented and granted her a one-week stay for the visit which occurred five years ago and was only revealed for the first time yesterday.

Former student activist Wang Chaohua was allowed into Hong Kong to meet her son on condition she did not appear in public, Homecoming head Reverend Chu Yiu-ming told RTHK.

The visit marked the first time an exiled dissident blacklisted by Beijing had been allowed into Hong Kong, Mr Chu said. Ms Wang was in her mid-30s when she became one of the student leaders in the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She was blacklisted by Beijing and f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leaving her family behind, including a young son.

About five years ago, she arranged to meet her son in Hong Kong.

Ms Wang, using a US passport, travelled to Taipei to catch a connecting flight to Hong Kong.

But Hong Kong authorities became aware of her intentions.

Taiwanese officials told her she would not be welcome in Hong Kong.

“I was surprised to learn about this,” Mr Chu said. “She was coming with a valid American passport. What the government demonstrated was that Hong Kong was not a city which allowed free entry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Ms Wang contacted Mr Chu and he helped set up talks with Hong Kong officials who eventually agreed to let her in provided she made no public appearances.

But at last mother and son were reunited.

“When I picked up her son, he said: ‘I am not sure if I can remember my mum’,” Mr Chu said.

The visit marked the first time an exiled dissident blacklisted by Beijing had been allowed into Hong Kong, he said. He added that he wish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ould allow in more exiled dissidents to meet their families, as the city was a convenient place for such reunions.

The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has previously said it does 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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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09-02-15

與家人團聚迫接受屈辱條件民運人士來港要偷偷摸摸

【本報訊】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爭取海外民運人士回國的支聯會常委朱耀明牧師透露，除了北京政府用盡方法阻止他們回國外，就算民運人士退而求其次，選擇來港與家人見面，特區政府也提出種種令他們屈辱的條件，不肯就範就拒絕他們入境。支聯會批評政府以政治理由，限制民運人士合法入境，稍後他們在支聯會常委會商討如何配合，協助民運人士與家人團聚。

為中國護照延期被拒

朱耀明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已與一批社會人士共同發起「我要回家運動」，並於早前探訪40多名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人士，將他們的經歷和感受集結成書《我要回家》出版。朱耀明又指，現時有很多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想為持有的中國護照延期卻被拒絕，有家歸不得是不合情理的事，希望他日能籌集資金，向國際法庭提出申訴。朱耀明說，前年曾嘗試安排民運人士王超華來港與多年不能相見的兒子會面，未料港府在她從台北出發前已派人攔截，經過多番交涉後，要向當局承諾他們不會公開活動和露面才獲准來港，但逗留時間只得一個星期。他憶述時一度感觸落淚，並指《我要回家》一書中，王超華曾提到想有尊嚴回家，指的就是這次偷偷摸摸與子見面一事讓人感到屈辱。

沒理由限制他們入境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批評，特區政府一直聲稱香港出入境自由，按「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有全權決定入境政策，民運人士來港目的是與家人見面，並無從事危害香港活動，特區政府沒理由限制他們入境，蔡又稱未來幾個月，可能會有海外民運人士來港，他警告特區政府不應以政治理由，禁止他們入境。另一名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說，支聯會支持海外民運人士有回國權、能夠與家人團聚，這是基本人權，他與朱耀明曾初步討論，支聯會可如何協助海外民運人士與家人見面，支聯會在稍後召開的常委會，將討論具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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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By 李八方     2009-01-31

隔牆有耳：他們都要回家

今年係六四20周年，但仍然有唔少離開咗中國嘅民運人士，一直過住流亡生活。當年曾經協助民運人士嘅朱耀明牧師，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爭取中央政府准許民運人士重返國土，行動之一係走訪民運人士，講番六四事件同逃亡感受，並輯錄成書《我要回家》。兩年嚟熱心人士去過英國、法國、丹麥、瑞典同芬蘭等，訪問咗43名民運人士。書中有不少鮮為人知嘅六四事件經過同流亡人士遭遇，例如當年北京嘅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張健喺六四屠城當晚中槍，子彈碎片至今仍留在體內。「希望國際人士關注，亦希望中國政府明白，有一班國民好想返去佢哋國土。」朱牧師話，希望民運人士可以回國，亦希望新一代中國人可以透過呢本書認識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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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通通識英文 |  Editorial     2009-02-02

Let dissidents return home

THIS year i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4 incident. A Hong Kong organisation hasstaged a “Home Coming” movement to helpexiled pro-democracy activists to return to China. Touphold humanitarianism and increase social harmon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hould positivelyrespond to the movement with goodwill. It should allowexiles to return home to end the misery the incidenthas inflicted on the nation.

About three hundred pro-democracy activistshave lived on foreign soil since the June 4 crackdown(1989). Among them are intellectuals, students,workers, ordinary citizens and officials. They are onthe Chinese government’s wanted list for theirparticipation i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eyarrived in Hong Kong at different times and weresubsequently offered political asylum. To meet politicalneeds, the CPC has released some pro-democracyactivists (including Wang Dan) on medical parole andhave them banished.

Those dissidents settled in foreign countries towhich they were total strangers. They might have gothelp from their governments initially. However, timehas elapsed. Now they must support themselves.

Some have to do several jobs simultaneously to makeends meet because they lack linguistic or other skills.

They may be adequately looked after in countries thatboast sound social welfare and health care systems.

Nice as a foreign country may be, “it is not my land”.

Who would want to remain there long? Mostpro-democracy activists cling to lofty ideals. They wantto foster social reform. They want China to makeprogress. When most others were hesitant, theydaringly defied those in power. That evidences theirpassion and commitment. It is imaginable how painfulthey would be when they, exiles, look in the directionof their native country and know they can doabsolutely nothing for it.

Th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barred from Chinaare all Chinese citizens. Their patriotism plunged theminto the surging tide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Judging by information that has so far been disclosed,the movement was complicated. The truth will notcome out until fur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However, the CPC, the ruling party of China, called outtroop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 quell themovement brutally. Large numbers of students andordinary citizens were killed or injured. No excuse canpossibly exonerate the CPC of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it is wrong to have pro-democracy activistsbear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cident. The nationought not to have cast them off.

The CPC authorities say they pursuepeople-based policies and seek to increase socialharmony. Last May Wenchuan, Sichuan, saw amagnitude eight earthquake. Under Hu Jintao’s andWen Jiabao’s leadership, the CPC displayed a loftyspirit of humanity. Not only have its relief effortsproved effective, but they have also united the wholenation. Ordinary people have been concerned andsensible. They have donated money and made hugeefforts to help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quakevictims with relief. That should persuade CPC leadersthat a civil society is taking shape on the mainland.

Such a social atmosphere is quite conducive to theresolution of sensitive issues.

If the CPC authorities uphold humanitarianismand pursue the policy of increasing social harmony,they ought to stop depriving pro-democracy activists ofthe right to return home. They should unconditionallyallow them to return to China, their home. If they haveworries, they may do it in two stages. They should firstallow pro-democracy activities above 70 to return toChina so that they will enjoy the natural spans of theirlives on native soil. Once they take this step, thepeople will feel their sincerity, and general harmonywill emerge.

明報 2009.01.30 社評：今年是六四事件20 周年，本港有團體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家。從人道主義和構建和諧社會出發，中共當局應善意和積極回應這次運動，讓流亡民運人士回國，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據統計約有300 人，包括知識分子、學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員，他們因為參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緝名單，在不同時段來到香港，然後獲外國收容，提供政治庇護。另外，當局基於政治需要，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釋放個別被囚民運人士，把他們「放逐」到外國（例如王丹）。

政治異見者在完全陌生的國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國家一些幫助，但是時日推移，生活所需還得靠自己張羅，在語言、技能處於劣勢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職，才得以維持生計。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較完備的國家，生活和醫療等得到較好照顧，不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誰願意久留？政治異見者多有理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國家進步；當大多數人仍在躊躇躑躅的時候，他們敢於與當權者對着幹，正正顯示其熱血和承擔。這類人，要他們離開國土，流亡外國，遙望華夏，自己絲毫使不上力，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目前未能歸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當年基於愛國情懷，參加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

這場運動至今所揭露種種事態，內情錯綜複雜，還待更多資料披露，箇中真相才會大白。但是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當日出動解放軍以暴烈手段鎮壓，造成學生和民衆重大人命傷亡，無論當局以什麼藉口解說，都難辭其咎。所以，那段歷史時空所導致的結果，不應該由民運人士承擔全部責任，他們更不應該因此被這個國家遺棄。

當今中共施政「以民為本」，致力構建和諧社會。去年5 月四川汶川8 級大地震，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指揮、領導下，中共在抗震救災所顯示人文關懷的崇高精神，不僅救災卓有成效，也使整體國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災時展現了理性和關懷，積極主動，出錢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領導救災，對此，中共領導人應該體認公民社會在大陸隱然成形，這樣的社會氛圍，給解決敏感問題提供了良好客觀環境。

所以，本着人道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中共當局不應褫奪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應該在無條件的情况下，容許他們回國和回家。如果還有其他考慮，可以分兩步走，先讓已經超過70 歲的民運人士回國，使這些老人家能夠回到祖國大地，頤養天年。只要中共當局肯跨出這一步，人民會感受到誠意，和諧大環境於焉浮現。

Glossary

exile /’eksaIl/person who chooses or is forced to liveaway from his or her native country.

misery

great suffering of the mind or body.

quell /kwel/crush or put down (a rebellion etc).

exonerate /Ig’z .n ..reIt/free from b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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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早報  2009-02-02

Exiled dissidents may be invited for June 4 anniversary forums

Albert Wong

Exiled dissidents could be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Hong Kong seminars in the lead-up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crackdown.Albert Ho Chun-yan,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China, said there would be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forums and seminars this year to remember the June 4 crackdown. He was considering inviting overseas academics, including exiled former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Unionist lawmaker Lee Cheuk-yan, also a member of the alliance, said there were plans to invite “June 4 witnesses”, but both Mr Lee and Mr Ho said the possibility of them being allowed into Hong Kong was small.

On National Day last year, exiled dissidents, including Wang Dan , Wang Juntao and Chen Yizi , called on the public to join them in push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and a free press, and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al and democratic system – the goals they were pursuing in 1989.

But last year, Mr Wang was refused a visa for a trip to Hong Kong that would have taken place in July.

Mr Wang had been invited by the Reverend Chu Yiu-ming, who heads the concern group Homecoming and last month published a book on exiled dissidents.

Yesterday, about 30 demonstrators gathered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liaison office to urge Beijing to releas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to celebrate the 60th year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greater respect for rights.

Led by veteran democracy activist Szeto Wah, the demonstrators marched to the rear entrance, where they hung their banners and Chinese spring couplets calling for democracy on the mainland. The group included members from the Hong Kong Alliance, the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and the Tiananmen Mothers Campaign, and legislators Leung Kwok-hung and Leung Yiu-chung.

Mr Szeto noted that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dition yesterday was the birthday of man, the seventh day of the new lunar year. He said it should, therefore, also be the birthday of human rights.

Mr Leung said: “This year will be the 20th year of June 4 and the 60th ye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should put an end to political persecution, releas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give power back to the people.”

A statement was read out expressing regret that the familie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could not be reunited for the Lunar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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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9-01-30 社評

本着人道主義精神 讓政治異見者回家

今年是六四事件20 周年，本港有團體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家。從人道主義和構建和諧社會出發，中共當局應善意和積極回應這次運動，讓流亡民運人士回國，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年學生已屆不惑之年

悲政治異見者客死異鄉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據統計約有300 人，包括知識分子、學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員，他們因為參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緝名單，在不同時段來到香港，然後獲外國收容，提供政治庇護。另外，當局基於政治需要，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釋放個別被囚民運人士，把他們「放逐」到外國（例如王丹）。

這些人現在主要分處北美和歐洲，他們涉及、參加了那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故事和遭遇，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去國這些年來，他們都期望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作為政治異見者，生活上面對嚴峻挑戰，精神上則遭受痛苦折磨。

政治異見者在完全陌生的國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國家一些幫助，但是時日推移，生活所需還得靠自己張羅，在語言、技能處於劣勢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職，才得以維持生計。他們大都被生活磨蝕。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較完備的國家，生活和醫療等得到較好照顧，不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誰願意久留？

政治異見者多有理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國家進步；當大多數人仍在躊躇躑躅的時候，他們敢於與當權者對幹，正正顯示其熱血和承擔。這類人，要他們離開國土，流亡外國，遙望華夏，自己絲毫使不上力，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因為六四事件去國的民運人士，有年輕的，也有年邁的。年輕的大學生如王丹等人，當年只是約20 歲青春無悔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如今已屆四十不惑的中年之齡，他們的父母應該也快到或已經超過耄耋之齡，希望多些時間見到子女和得到照顧。至於年邁如劉賓雁者，則已經等不及中共當局「換腦袋」，2005 年病逝異邦了。劉賓雁得知罹患癌症之後，曾先後寫信給江澤民、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領導人，表達非常希望回國治病，並親歷大陸社會的實際情，據劉的夫人表示，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

早在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曾經建議中共當局撤銷六四事件後下達的通緝令，讓流亡海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等人回國。而「我要回家運動」，香港團體早在90 年代初期已經發起過一次。這些境內、境外的呼籲，當時都未獲中共當局回應。在六四事件20 周年之際，中共當局對於讓民運人士回國的呼籲，應該善意和積極回應，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今中共領導人就六四事件與人民和解，有利之處在於他們對鎮壓行動沒有直接責任，在政府就事件概括承擔責任方面，有較大迴旋空間。最主要是這20 年來，隨經濟飛躍發展，綜合國力徒增，中國社會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民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中共當局應該信任人民，也應該對自己統馭國家的能力有信心。（附帶一言，當局絕對不應該視經濟飛躍發展為六四鎮壓的必然結果，如果堅持這樣的認知，那是正義與邪惡不分，文明與野蠻不辨。）另外，民運人士去國之後，除了當初批評中共當局以外，他們的身影，在西方國家以至國際政治舞台，已經聲沉影寂，西方政客忘記他們，西方傳媒也對他們興趣缺缺。民運人士的政治能量已經微不足道，回國後也難掀起大波濤。

目前未能歸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當年基於愛國情懷，參加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至今所揭露種種事態，內情錯綜複雜，還待更多資料披露，箇中真相才會大白。但是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當日出動解放軍以暴烈手段鎮壓，造成學生和民重大人命傷亡，無論當局以什麼藉口解說，都難辭其咎。所以，那段歷史時空所導致的結果，不應該由民運人士承擔全部責任，他們更不應該因此被這個國家遺棄。

抗震救災人文關懷可貴

人民理性利於解決敏感問題當今中共施政「以民為本」，致力構建和諧社會。

去年5 月四川汶川8 級大地震，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指揮、領導下，中共在抗震救災所顯示人文關懷的崇高精神，不僅救災卓有成效，也使整體國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災時展現了理性和關懷，積極主動，出錢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領導救災，對此，中共領導人應該體認公民社會在大陸隱然成形，這樣的社會氛圍，給解決敏感問題提供了良好客觀環境。

所以，本着人道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中共當局不應褫奪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應該在無條件的情下，容許他們回國和回家。如果還有其他考慮，可以分兩步走，先讓已經超過70 歲的民運人士回國，使這些老人家能夠回到祖國大地，頤養天年。只要中共當局肯跨出這一步，人民會感受到誠意，和諧大環境於焉浮現。【相關新聞刊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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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9-01-30  By 施嘉雯

「我們要回家」流亡20 年 思鄉情未斷

20 年了，當年因為「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不少至今仍流落異鄉，有家，但歸不得。朱耀明牧師等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為的是要為這些人爭取回家的權利。他們最近派人走訪英法美等地，將逾40 名流亡人士的心聲結集成書，希望喚起社會對六四事件及民運人士的關注，學運領袖王丹嘆道： 「流亡已久不能回國，令人氣憤。連殺害過無數中共人士的國民黨主席，都能回去大陸探視。

中共到底對我們有什麼樣的仇恨，以至於至今20 年還不允許我們回國？！」

明報記者施嘉雯

20 年前，朱耀明牧師曾協助不少民運人士及學生逃離中國，想不到今天角色逆轉，出任「我要回家運動」的主席，爭取的，卻是流亡海外者有回家的一天。朱耀明接受訪問時，展示一個寫有「衷心感謝您」的紀念銀牌，是1995 年數名民運人士臨走時的小小心意， 「我好希望有一天，他們可以回國，屆時他們再送另一個牌給我。」據支聯會估計，89 年至今的20 年，被迫流亡海外者約有500 多人。昔日20 歲的學生，今天都快將40 歲，仍在內地的父母亦已年邁，有些人在至親去世時，也沒有機會回國見他們最後一面甚或奔喪。

王丹：雖無國籍也沒申入籍美國89 年在全國通緝21 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的王丹，98 年獲准保外就醫後到了美國，至2003年，他的中國護照到期，遂向紐約中國領事館申請延期，但沒回應， 「這些年來，我成為無國籍人士，但是仍然沒有申請成為美國公民，因為我雖然被流放，但是仍舊熱愛我的祖國，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返回中國，做一個中國人，為中國的進步做貢獻。」有些人則客死異鄉，到離世的一天也不能回國。劉賓雁於05 年12 月因癌症不治，終年81歲，其妻朱洪在《賓雁的遺願》一文中回憶道：「賓雁非常希望可以回到中國治病，同時親歷中國大陸社會的實際現。為此，他一再給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寫信，提出回國的要求，先是給江澤民寫，後是給胡錦濤寫，給溫家寶寫……可是，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朱耀明稱，他們要爭取的是「無條件」回國，「不可以逼他們寫悔過書，若他們有犯法，國家可依法處理。他們始終是中國國民，國家沒有理由不發護照或不續證給他們」。

朱耀明盼可「無條件」回國今年是六四20 周年， 「我要回家運動」計劃出版兩本書，首階段花了21 天走訪英、美、法及北歐等地，將43 人的訪問或自述結集成書《我要回家》，首版印製3000 本，本月發行；另一書將走訪流亡北美的民運人士。

白髮蒼蒼也想與學生重聚

茉莉（本名莫莉花）

原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教師，六四時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結果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監禁3 年，1992 年流亡香港，現旅居瑞典
■ 「那個春夏之交是學生運動高漲的時候，五月的那一天，身為教師的我無課可上，正打電話邀女友一同去商店購物時，在辦公樓遇到兩個學生。他們激憤地告訴我，李鵬政府頒布了戒嚴令，他們準備上北京自焚抗議，以生命去成就民主事業。」「我拿了一些錢和洗漱用品，就跟兩個學生踏上了從湖南去北京的火車。一心想要保護學生的我當時不知道，從那時起，我踏上一條不歸之途。」「經歷過幾年監獄的磨難，我不得不背井離鄉。在異域用一種新的語言謀生存，是一種不小的考驗。獲得自由的人如何為仍不自由的人爭取自由，則是一個更大的考驗。」「流亡對於我，是不幸中的幸運。想起那些仍然被追捕被監禁的志士，想起那些失去孩子仍然看不到正義伸張的家庭，我常常會黯然神傷。二十年，那些仍然留在鐵絲網裏的人，他們是怎樣度過來的？我不敢想像。」「在基本價值觀念上，做一個始終如一的人，到底有多難？我歷來認為，人生只是一個過程，一個試驗。我只想在這個過程裏試做一個守望者，一個守望『六四』精神的人。」「但願還有這一天，白髮蒼蒼的我回到家鄉，和我的學生們重聚。我想要告訴他們的是：在北歐的森林與海濱度過多年流亡生活的我，已經獲得了寧靜。但在骨子裏，我仍然是那個跟隨你們匆匆忙忙踏上赴京火車的年輕女教師。」節錄自《我要回家》及訪問茉莉手稿

因為家人流亡是一種折磨

王丹六四事件後被政府通緝，為全國通緝21 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其後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監4 年，1996 年再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被重判11 年，98 年獲准保外就醫，現旅居英國
■ 「如果讓我用簡單的辭彙表述十年流亡生涯中的感受，我會選擇『寒冷中的溫暖』。說『寒冷』，當然是因為流亡，對於任何人來說，畢竟都是一種折磨。如果僅僅就我個人而言，其實談不上什麼艱難，畢竟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即使永遠都不能回國，我還是可以擁有自己的人生。但是，考慮到家人因素，流亡就成了一種折磨。」「流亡，是當權者對人性的一種利用。當他們發現無法改變一個對手的意志的時候，他們會轉而利用人性中對親情的重視，通過折磨你的家人力圖達到他們的目的。」「我曾經多次提出，其實我要求回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親情，是為了免除我父母長途跋涉，來美國探視的困擾。如果政府真的擔心我回國會對政府不利，我可以答應只是回來短期探親，結束之後就返回美國。就是這樣的要求，也完全被政府置之不理。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樣的政府，就是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府。」節錄自《我要回家》

子彈長埋皮肉賣烤鴨過活

張健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六四凌晨與戒嚴部隊一中校軍官對話，以死諫要求坦克部隊釋放被抓學生市民，結果被連開3 槍，之後逃亡，在中國隱姓埋名12 年，2001 年流亡法國，現為傳道人
■ 「我叫張健，北京人。一九八九年『六四』學潮爆發的時候，我作為一體育學校預科生，參加了這場偉大的愛國的學生民主運動。我當年只有十八周歲，是一個學運的小兵。作為絕食團抬水、搭帳篷、背暈倒的傷員，到堵軍車，抵抗戒嚴部隊，我都參加了。」「我為救助被圍捕的同學，被由西向東突入廣場的戒嚴突擊部隊中校軍官，彼此相距僅十米，射殺（ 傷）在東觀禮台對面的廣場上。他用手槍向我發射三槍，其中一發子彈打碎我右腿肱骨幹上三分之一處，粉碎性骨折。後來，我經歷養傷、抓捕、逃亡、隱姓埋名、打工。」「姥姥，好好活等我回去」「六四已經過去二十年了，這顆子彈一直陪我，經過在中國12 年的逃亡歲月和在法國的8 年流亡時光。法國時常有陰天，陰天的時候，我的腿痠麻脹痛。我每個月都要用鋼針扎破包裹在子彈外的皮肉，將裏面瘀積的紫色血擠出來。」「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到法國，開始我的流亡生涯。沒有國籍，只有聯合國難民署第某某號政治難民。沒有國家護照，只有法蘭西共和國發的旅行證件，而證件有一欄清楚寫明，你前往任何國家，皆享受法國政府保護，除中國以外。」「剛到法國的時候，一位已經流亡法國12 年的八九朋友對我說，流亡海外需要克服兩關，一個關是生存，一個關是思鄉。第一關生存，對於我實在不費什麼勁。對於每一經歷死亡的人，活就是賺的，還有什麼勞苦不可以承受呢。『六四』經歷十二年後的法國，再也不是十二年前民運高潮時期，沒有鮮花，沒有掌聲，只有對中國民主未來的沉默、冷漠甚至淡漠。感謝主，開始我沒有錢找住處，也不願意打擾別人，我就在七八個人一個房間的環境裏搭鋪。」「在攝氏零下二十度的凍房裏我努力工作，人家稱我為張鐵牛。在華人街烤鴨店賣鴨子，人家也叫我張一刀，因為一刀剁下去正好是客人需要的重量。」「記得第一次在春節時候，從法國給媽媽打電話，沒有幾句就眼淚，都是眼淚啊！家鄉有一句話，叫做長子不離父，次子不離娘。這樣說來，我這個家中長子遠在他鄉實屬不孝。」「我的外婆，因為思念我，時常念叨： 『這孩子，今後就見不到了嗎？』她念着念着，就癱瘓了……有時候我的表妹們，將在輪椅上的外婆推到電腦視頻前，當外婆在互聯網上看見我的時候，她高興的拍着輪椅，一個字一個字的蹦出來，看見了，看見了。我含着淚對她說，姥姥，好好活啊，等着我回去啊。」「媽媽有時候太思念我了……她有時巴望我不再堅持了，說我快四十還獨身一人，什麼時候是頭啊！事業、前途、家庭等等都犧牲了。但有時候她向主禱告之後，也安慰我，我們娘兩個都是屬於主的人，地上不見天見啊！」

節錄自《我要回家》

香港人與內地同胞最直接的關係是親屬，要不就是旅遊認識的朋友或工作的伙伴，但有一群很熟悉的名字，不是因為他們是領導人，而是他們曾為祖國的民主人權付出生命青春、喪失自由或流亡海外。

「六四」後，有緣在香港認識一些曾參與八九民運或爭取人權活動的異見人士，他們剛逃出來仍然驚魂未定，在港短暫停留又要來去匆匆，簡單收拾行裝便再次流亡他國。從送別一刻便盤算甚麼時候能再相見，早有計劃找一個機會去探望他們，瞭解他們在異鄉的生活情況。

今年九月中旬，終於踏上計劃了十多年的旅程，遠赴歐洲探望分別了十多年的故友。由於這次順道替「我要回家」運動徵稿，難得走一趟，我們一行三人，在二十天內走訪了法國巴黎、荷蘭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丹麥哥本哈根、瑞典松茲瓦爾和斯德哥爾摩、挪威特隆海姆、芬蘭赫爾辛基和英國倫敦，與逾半百新知舊雨對談，瞭解他們如何適應異地生活、如何奮鬥、回國的經歷，以及對中國發展的感想，有的滔滔不絕，也有欲說還休，百般滋味在心頭。

浪漫之都，臥虎藏龍

旅程第一站是巴黎，也是當年民運人士流亡的第一站。浪漫之都名不虛傳，流亡當地的民運人士各自各精采。這一站探訪的人士大都是第一次見面，林希翎、馬德升、王龍蒙及張健等，因著愛國情結，我們一見如故，滔滔不絕的談起當年的經歷到今天的堅持。

林希翎一生被打成右派，半生飄泊海外，近年經常進出醫院，每次都熬過來，希望能建立反右博物館，但談何容易，唯望在有生之年成為最後一個右派歷史見證人。

今天的馬德升，外表文質彬彬，談吐溫文，是七九年民主牆運動的勇將、「星星畫展」的核心人物，詩畫作品洶湧澎湃。他雖患小兒麻痺要用拐杖，但在遊行中卻能走在最前頭。旅居海外期間不幸遇上交通意外，導致終身要坐輪椅，憑著頑強的鬥志，將不幸遭遇視作神的美意，殘而不廢，繼續積極生活和創作，懂得愛和寬容，對不公義的事情不會袖手旁觀，是值得學習的再生勇士。

遇上人到中年的草原孩子王龍蒙和別號張鐵牛的張健，當年充滿浪漫和豪情壯志的風采依舊，只是臉上已添風霜。人生最重要的二十年在逃難和流亡中度過，把異鄉換來的自由堅持在海外繼續為死去的烈士奮鬥。張健曾徘徊生死邊緣，活著就是賺的，一直很努力生活。筆者曾觸摸他其中一處藏有子彈的部位，那份震攝不能言喻。三顆子彈陪伴他近二十年，不能仰睡，每次陣痛都隨「六四」慘痛回憶一起浮現，日子是怎麼捱過的呢？幸好，他即將進行手術將子彈取出，希望歷史的傷口能早日癒合，再輕鬆上路。他現在是傳道人，日間在唐人街快餐店斬燒鴨，也有「張一刀」外號，下班後如沒有其他事務，會回家步上七層梯級到天台閣樓上網看中國新聞，然後疾筆在報章專欄或網絡上抒發政見。

重新建家，求同存異

結束巴黎的探訪，第二站是荷蘭。因時間緊迫，接待我們的朋友安排了幾個城市的民運人士午餐聚會。他們來自不同團體，但願意彼此合作，讓工作達致最大效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如當年留學海外，因參與支援活動而被拒回國。即使在彼邦事業有成，建立幸福家庭，但魂牽夢縈故鄉的親友、情景和物，但又覺距離很遠。

也有老民運人士，一生被迫害，更禍及家人。即使自己能逃離魔掌，仍不斷惦記家人，用盡各種方法，一一安排受牽連的親人逃離中國。可惜，太太因受中共的迫害太深，即使到了自由的土地，每天仍生活在極權陰影下，不敢抬頭，不敢說話，龜縮一角。慶幸弟弟和孩子們都能重過新生活，現在孩子已長大成人，生兒育女，三代同堂。老將即使得享天倫之樂，仍不遺餘力的參與民運活動，但兒子則希望父親能多陪媽媽，不要整天往外跑。

中國人經常在「家」和「國」之間掙扎取捨。為甚麼總不能兩者兼顧？下一代要求上一代多點家庭團聚和親子見面時間，不希望只能在外頭示威或傳媒目光下才看到父親名字或身影。但想起多難的祖國，又豈能坐視不理，不為弱勢社群發聲？

異鄉人在北歐，寧靜？孤獨？

丹麥、瑞典、挪威和芬蘭屬北歐國家，風光如畫，是旅遊勝地；生活其中，社會福利更是令人羨慕。無論你是原住民、新移民，抑或難民，政府都提供十分人道的保障和福利。這樣理想的居住環境，我們還可以要求甚麼？

北歐的福利對於退休病弱和有家人相伴的異鄉人較理想，起碼不用擔心三餐不繼。但對於年青獨立和滿懷壯志的流亡民運人士，在冬天，每日只看見一兩小時日光，黑夜這麼漫長，歸家的路又是遙不可及，是否這輩子都要在異鄉度過？較年長的，即使享有無憂無慮的退休福利，但心裏還是想著苦難的祖國。無論課餘、工餘或空閒時間，都是看中文網站，留意祖國時事政局，還是想著有生之年，能返回遙遠的家安身立命。

就算掌握了當地語言，可以重新學習，生活穩定，家人都生活在一起，還拿到外國護照，帶同孩子回故鄉省親，期間沒有被扣查及跟蹤，但看見經濟高速發展沒有惠及人民，反而貪污腐敗、官商勾結日益嚴重，祖國變得愈來愈壞，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心情也隨之憂戚苦惱，終日愁眉深鎖，睡不安、食不穩，終於鬧出病來。

其中一站重遇當年為了營救民運人士逃亡，連自己也要離開故國，流亡海外。又為了保護當年曾協助的人，至今也不敢再聯繫。除了離鄉背井，更要六親不認，他近年得了特大膽石，動手術取出來時，醫生說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體內結石，要留給醫院做研究。他也經常自嘲是無「膽」的人，只能在異鄉默默生活，在網上繼續關注中國的發展，偶爾發表一些意見。他很佩服另一位反右被迫害者，二十餘年牢獄之災都忍受過來，即使最終被迫去國，但為了揭露中國社會不公現狀和廣發民運訊息，竟膽大包天，在彼邦延續中國「六四天網」發布消息的工作，繼續挑戰中共專制政權。但每想起當年的遭遇，即使事隔多年，仍會心理壓抑、熱淚盈眶。

旅程特地探訪於數年前患腦溢血的畫家。他因有台灣親人被視為間諜抓起來；幸好他懂得繪畫，監獄的人經常找他畫畫，創造了逃獄的機會。在國土不容的情況下，走上流亡之路。他曾繪畫淚眼看坦克的畫作，支聯會於「六四」二周年時採用作海報插圖。移居丹麥後，創作才華被當地藝術界賞識，可以發揮所長，丹麥政府基於人道理由，申請他的家人到丹麥團聚。本來一切都很美好，家庭幸福，但因他中風腦開刀後，即使逃離鬼門關，現在仍行動不便，話語不清，思緒混亂，與家人的關係愈來愈差，現在一個人獨居，自稱是等死的老人。

又有一對具文化水平的年輕夫婦，到了彼邦努力展開新生活，是同期人最早學會當地語言，又順利找到工作的，但經濟欠佳時，率先被裁員，幾年也找不到全職，只能打散工，幹當地人不願幹的粗活。因工作不穩定，經常出入勞動局，登記找工作、上培訓課程，然後趕著回家替孩子預備晚飯，之後再外出深宵工作。想不到在北歐也有這樣生活迫人的情景。

旅程中，大部分朋友都因有朋自遠方來而笑容滿臉。但他們在沉默時總是落寞憔悴，眼神迷惘，無盡幽思，更有全程都沒有展露一絲笑容的。

以外國人身份回國，似近還遠

回歸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政府盡了最後的道義，收容了未能安排到其他國家的居港中國民運人士。英國倫敦是探訪旅程的最後一站。深秋的霧都，時晴時雨，在這裏生活的民運人士與中國的關係亦是似近還遠。

現居倫敦的朋友，大部分都拿到英國護照，以外國人身份返回中國，尚可以自由活動。雖然不存在能否回家的問題，但面對問題叢生、多災多難的祖國，內心是無奈、矛盾的，究竟從今不再做中國人是幸福的恩賜？抑或是命運的作弄？

他們大都感恩和歸信上帝，有神的引領，有神的眷顧，內心較平安。藉著參與教會活動，彼此的聯繫也較密切。信仰沒有令人忘記歷史的教訓，但能讓人寬容看待人和事。因著信仰，他們真正的家不在中國大陸，不在英國倫敦，而是在天家。但地上故鄉的家和親情還是忘不了。

何處是吾家？

此行一直圍繞「家」做主題，我們爭取到處家訪，盡量登堂入室，到他們在當地的「家」暢談，配上清茶點心、紅酒小吃，也有家鄉小菜，濃情厚意，很有「家」的溫馨感覺。這個異鄉的「家」，有些人住下來的時間幾乎比居住在中國的時間還要長，一切重新開始，學習新的語言，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繼續學業或者開展新的事業。這個異鄉的「家」的主人，有些還孑然一身，有些締結異國情緣，生兒育女，有些與國內家人團聚，在彼邦重建家園。

帶著戰戰競競的心情出發尋訪民主路上曾一度中斷聯繫的好友，行程匆匆，到處蜻蜓點水，簡短寒暄問好便要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別。曾經滄海難為水，最感欣慰的是知悉他們的生活尚算安穩，都沒有忘記「六四」，沒有忘記遙遠的祖國，也希望下一代能同樣愛中國。這新一代在異邦成長，熟習當地語言和文化，與父母相比，沒有歷史包袱，沒有回國或回家的念頭，這裏就是他們的家和國。

即使流亡者自己也深刻體會到，人生最重要的二十年在異鄉度過，享有軀體上和思想上的自由，在彼邦重建了新家，回國能適應嗎？思想還能自由嗎？擁有外國護照的中國人以外國人身份回故國，到底我是誰？何處是吾家？

我們當年分別後，失去聯繫，差點老死不相往來。這次重訪再聚，將藏在某一角落的記憶和感情重新牽動起來，令平靜的生活帶來漣漪。我們再一次體驗「生離」，如沒機會再見，這將是「死別」。但願不再聽到流亡者的死訊，不希望再有如王若望、劉賓雁含鬱客死異地未能回故國落葉歸根，更加不想天安門母親未能為親人昭雪沉冤而抱憾終生。

綠葉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們在歐洲探訪了很多不能「回家」的流亡者，他們有信神，亦有信佛；有做傳道人，也有練法輪功。我不如馮愛玲深情，千里迢迢探訪好友，只想搭順風便車遠道同來，本意只是代朱牧師邀約他們寫稿，我旁聽做點文字記錄。沒想到歐遊見聞會這麼奇異，讓我們一同經歷流亡者流離異鄉，也更加相信上天早有安排，深深體會神給我們鋪好道路，讓訪尋之旅緊密扣連行程順暢，我們謙卑無言地逐一傾聽流亡者細訴心聲，他們感恩激動盡情向遠方知音親作見證。

他們為「我要回家」運動所撰寫的文章，篇篇動人，廿年封鎖抑壓的真情實感，真的不忍心再去掀翻歷代歷史傷口的痛處。我作為旁觀者，無法越俎代庖的，只嘗試整理這份採訪筆記，只想留下記錄。訪談和執筆過程中，我常矛盾於自己的身份角色，正如八九六四身歷其中，曾經體力透支，身不由己，憂抑終日，思緒凌亂，意識不清，神魂顛倒。我早已不是特派記者，更加不是白衣天使，對素未謀面的被訪者，我堅持要尊重個人私隱，寧可整篇文稿收起棄用，也絕不敢虛構冒犯，更無意挑起爭辯，觸發舊患傷痛和阻塞溝通認識。整理文字和編寫文集的目的，只是為歷史留下記錄檔案，所以內心經常感到羞慚有愧，自問才疏學淺，對歷史事件掌握有限而經常感到力有不逮，像要搬動千斤沉重包袱始能整頓陳年記憶，還不自量力去推移黃土地上的散亂巨石，僅僅是稍微起步有點動作，才隱隱約約得以窺見過去不完整的，也不好回想的小小片段。

有幸接觸過民運的老、中、青三代人，在法國探訪林希翎和馬德升，想起反右的犧牲者林昭和蘇曉康車禍癱瘓的太太。林希翎把我們看成是天使，馬德升讚美神的大愛，而我則記掛著中國人難完的心願，誰有魄力成就反右、文革、六四博物館？地下民刊《廣場》和人民悼念的詩抄何時才能重見天日？天安門母親怎樣才能走到廣場獻花公祭致悼中華兒女？

看見「六四」中了三槍仍生還的倖存者張健，竟無怨無恨做了基督教傳道人，而我則重溫天安門廣場的槍林彈雨而仍猶有餘悸；正如跟王超華重逢再見時，也觸發我的創傷後遺而像舊病復發難以釋懷一樣，濺血軀體和失魂落魄肯定已經無法完全康復，活命逃難的流亡者肩負著不能磨滅的責任和使命，必須承受痛楚，克服萬分恐懼，繼續昂首抗命，戰勝腥風血雨。在邵江家裏，看到《北大一九五七》和《Beijing Coma》這兩本書，歷史事件緊扣相連，牢獄無法禁閉人心。在瑞典，茉莉堅持留守，張鈺憤而上書，維權護國，共證流亡。約見作家馬建，著書立說，重組傷痕記憶，筆下擋坦克的白衣愛人，與沈寶珍逃難掉進山坑走投無路時遇見的白衣女郎，同樣代表良知公義，堅貞不移，如幻似影，見證靈光。每個隱藏著的記憶片段，都盛載著生命中難以承受的輕與重，寄托無限追憶、思念、渴求、盼望、祈禱和祝願。

經荷蘭的張英穿針引線，認識王國興，幫我們聯絡上英國的金曉炎和張淑雲，二人不約而同講述回國遭到審查留難的遭遇。與挪威的湯一心和陳震康回國試探相比較，驚鴻一瞥，味如嚼蠟，同樣道出國土失序，道德淪喪，棄嬰被虐、毒奶害兒，趕盡殺絕，驅逐出境的萬般無奈、憂思、可悲和恥辱。還有恐懼再遭迫害憤而逃難輾轉流亡到丹麥的楊光、張國亭和歐宗佑，都是六、七十歲屬於上一代受盡三反五反文革摧殘的，去國後的命運各不相同，但同樣痛恨共產黨。楊光的偏激多疑，張國亭的老淚縱橫，歐宗佑的腦傷閉塞，真心希望佛的慈悲能化解一切仇恨苦難恩怨。

流亡者的哀怨無法與死難者的輓歌同音同調，正如我的文字虛弱無力無法與天安門母親的證詞相比相襯。然而，那年那月，曾經相遇，此時此刻，午夜夢迴，神魂顛倒，痛哭流淚，牽腸掛肚，情意互通，卻是始終如一，血脈相承，不分彼此，沒有界域，大悲同痛。

中國的苦難和傷痛已形成一道感染病菌潰瘍腐爛腫瘤瘡疤，從來未被消毒處理治療切除康復，聲音言語文字無法道盡這層層傷痕累累血跡斑斑淚濕淋淋的歷史傷痛印記。

血淚墨迹不乾，天網傳訊不絕，感應共鳴不斷，民主燭光不滅。

八九六四凌晨四時天安門廣場燈滅的一刻，我在廣場。有心人在，一息尚存，只期待著廿周年祭可以重返天安門廣場，陪伴天安門母親點燃起一支支小洋燭，在紀念碑前默默誠心祝禱，為未能回家的流亡者獻上紅玫白花拜祭英烈。

蔡淑芳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如果讓我用簡單的辭彙表述十年流亡生涯中的感受，我會選擇「寒冷中的溫暖」。

說「寒冷」，當然是因為流亡，對於任何人來說，畢竟都是一種折磨。如果僅僅就我個人而言，其實談不上甚麼艱難，畢竟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即使永遠都不能回國，我還是可以擁有自己的人生。但是，考慮到家人因素，流亡就成了一種折磨。雖然今天我的父母可以到美國來看我，但是，隨著父母年事漸高，萬里探親，對於他們來說也是越來越無法承受之事。流亡，是當權者對人性的一種利用。當他們發現無法改變一個對手的意志的時候，他們會轉而利用人性中對親情的重視，通過折磨你的家人來力圖達到他們的目的。今天的中共，就是這樣，試圖通過隔離我們和家人的方式，來達到懲罰我們的目的。可是，這樣的手法，是多麼的喪失人性，是多麼的泯滅良知，就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了。

我曾經多次提出，其實我要求回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親情，是為了免除我父母長途跋涉，來美國探視的困擾。如果政府真的擔心我回國會對政府不利，我可以答應只是回來短期探親，結束之後就返回美國。就是這樣的要求，也完全被政府置之不理。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樣的政府，就是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府。

面對這樣冷酷的現實，經常有人問我一個問題：是甚麼，讓你這些年來還能一直堅持下來？

是甚麼呢？我要說，是來自外界的支持。「六四」過去二十年了，外界一直有一個印象，就是二十年過去了，大部分中國人都已經淡忘了當年的事情，大部分中國人，都開始從現實出發，不再期待民主與自由這樣的理想，而放棄對民主運動的支持了。可是，在海外流亡十年，我的切身經歷告訴我，這並不是全部事實。

的確，二十年過去了，無論是海外還是國內，反對運動得到的支持與追隨都有明顯的衰退，但是這並不代表著忘卻。當我們看到一些無知的年輕一代詆毀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忘記，人民的真正主流是「沉默的大多數」。而沉默，絕對不是忘卻。這些年來，我到處奔波，凡我所到之處，幾乎都會涉及到「六四」這個主題。我可以說，那些表面上的淡漠，那些在網路之類的虛擬空間上表現出來的攻擊和惡毒，在真實的生活中其實並不多見。相反，十年來，我感受到的溫暖和支持遠遠大於冷漠和攻擊不止十倍。我常常想，有機會我應當把這些年我感受到的溫暖寫出來，就叫做《暖流集》。那樣的一本書，也許就是對上述問題的最好的回答。

是的，雖然流亡是一種黑暗，但是在黑暗中，我依舊可以感受到腳下的大地給與我的溫暖。如果沒有這些年來我這種溫暖的感受，如果沒有來自各界的各種方式的支援與鼓勵，我的確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對中國的民主化的未來充滿信心，因為我知道，在人民的心中，那個追求自由的火苗，始終沒有熄滅。

二零零八年八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來信，得知母親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時候，如果我現在不趕回國去見母親，那就永遠見不到了。我知道，中國政府有禁止回國的黑名單，我的名字在名單上。儘管我思念家國，但此前從不曾向領館提出過回國申請。然而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給認識的領事打了電話，對方回答說要向上面請示。我也給家人打了電話，說我正在申請簽證，並寬慰她們說很可能批准成行。

數日後，領事回話「不行」。與此同時，我收到母親來信。生命垂危的母親，神志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跡不如以前工整。母親寫道：「關於給領事館打電話要求答應你們回來一事，我認為沒必要，即便他們答應了我也不想讓你們回來。你們若回來，我擔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過他們。當初老毛親自命令起義人員過往一切概不追究，結果手中拿著這命令人就給殺了。我對這一點到閉目時都忘不了的。」

母親講的是父親的遭遇。父親原是國民黨軍人，四九年隨軍「起義」，又成為解放軍。當時共產黨說「起義光榮」，保證「既往不究」，還發過一紙證書。但是到了五二年「鎮反」運動，父親卻被定為「歷史反革命」而慘遭殺害。那時，我姐姐十一歲，我五歲，妹妹還不到兩歲。母親驚悉噩耗，痛不欲生。她準備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別送給親戚，然後回老家投井自盡；但終因捨不下三個年幼的兒女，不忍心讓我們既失去父親，再失去母親，於是咬牙活下來，並以加倍的愛護，撫育我們成人。

放下母親的信，我不禁想：也許母親說的是對的。雖然按我的估計，如果當局允許我回國探望，應當不會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親卻不能不擔驚受怕。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員警整天盯著你，在你家周圍打轉，也許還要叫你出去跟他們談話。這對我母親會產生多大的精神壓力，會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憶和深藏的恐懼。就算他們在我母親面前信誓旦旦，說保證讓我平安回美，想到父親的悲慘命運，母親怎麼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許，我不回去，母親反而會走得更安心。

嗚呼！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政府主辦與北京高校學生的對話會，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主任何東昌等人出面，會前李鵬與袁木就如何控制這場對話討論了一上午。政法大學派了四位學生代表出席，除我是研究生外，其他三位是本科生。我在會上與之前其他各校代表的發言不同，我首先要求開啟真正的平等的合乎程式的對話，而不是舉辦這種由官方指定的表演性的虛假對話。當晚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實況轉播了這場對話會，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政府首次作這種廣播。我的發言在社會上，尤其是在校園裏引起廣泛共鳴。此次對話中政府的虛偽進一步激怒了北京學生，從此要求平等公開的對話成了八九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運動從五月開始進入高潮。

五月三日北京各高校的代表在北師大召開對話代表團的成立大會。我在會上提出對話的三大主題:本次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啟動政治改革，保障憲法第三十五條的人權。我的提議得到代表們的贊許，大家當場推舉我為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召集人。隨後對話團設在政法大學，一面分三大組積極準備各項主題，一面向國務院信訪局遞交請願書要求與政府公開平等對話。由於政府方面一再拖延與學生的對話，北京學生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要求立即對話。當天下午中共統戰部長閻明複邀請一些學生代表和知識界人士到統戰部商議學運和對話的問題。十三日晚信訪局負責人來法大通知我說十四日舉行對話，十四日早我接到情報說十四日的對話仍與四.二九對話一樣，而不是政府與對話團的對話。我立即打電話質問信訪局，對方吱吱晤晤承認了，我非常憤怒，拒絕這種對話。天安門廣場參加絕食和聲援絕食的人越來越多了，到下午我接到通知要對話團立即去統戰部對話。會前我要求現場直播這場對話，信訪局長鄭幼枚說技術上做不到，因為轉播車已調往機場準備迎接戈巴契夫，但中央電視臺的負責人私下告訴我可以做到。一番爭執後我讓了一步，要求晚上七點的新聞聯播要實況轉播這場對話，鄭幼枚同意了。對話從下午五點開始斷斷續續的舉行，長桌的一邊是政府官員，一邊是對話團成員，兩頭是媒體記者，中央電視臺也在現場錄影。到晚上七點半新聞聯播結束，廣場絕食的學生沒有看到對話的實況轉播，他們來到統戰部大樓要求停止對話。閻明複等官員質問鄭幼枚為什麼不實況轉播，鄭無法回答。苦心經營的對話就這樣流產了，這裏面主要是因為李鵬政府的阻撓破壞，也有學生方面的上當受騙和操之過急。對話關閉了，絕食擴大了;戒嚴開始了，運動升級了;從要求對話呼喚政治改革轉向革命打倒鄧小平李鵬楊尚昆。

六四槍響，我開始逃亡。我知道政府在搜捕我，他們查抄了政法大學我的宿舍.我不會自首，但也不知該往何處去。六月六日我到了武漢，六月十日我妻子從北京到武漢與我會合。從武漢到蕪湖，從蕪湖到廈門，最後從廈門到了廣州。我們在三元里的農民家租了間房住下來。在廣州住了兩個月，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們聯繫上了香港專上學聯。八月二十二日晚在香港各界的幫助下我們偷渡到了香港。上船時，下著大雨，伶仃洋一片漆黑。出虎門，到香港，回首對岸中國燈火，心中十分悲憤淒涼。

在香港住了三個月，十一月二十一日離開香港到美國紐約。一九九0年八月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留在哥大法學院的中國法研究中心作訪問學者，參加魯斯基金會的中國憲政計畫。一九九九至今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臺民主沙龍熱線節目的法律評論員。離開中國十九年了，無數次夢回中國，以至後來在夢中自己都會提醒自己這是在做夢。這個夢會一直作下去，可能伴隨我一生。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是我畢生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許多人付出了生命，失去了自由，而我只是流亡而已，我還能為中國民運做一些國內的朋友不便做的事，完成八九民運，告慰在天的英靈和他們的家人。

2008年9月，紐約，為八九民運二十年作

家，我魂牽夢繞，日夜思念。多少次在夢中，我看見年已八旬的父母佝僂著的身影和憔悴的面容，熱淚止不住的滾淌，哽咽聲啞，我真不知道從何向父母述說一個海外遊子十幾年漂泊的生涯。只是不住地叫著爸爸媽媽，好像受了多麽大的冤屈，一直請求爸媽原諒：兒子不孝，我來晚了，讓您二老牽掛……。

說來奇怪，年已五十，結婚成家立業已二十多年的我，對生我養我，哺育我成長，由父母辛勞營造的那個「家」，竟然有著非常強烈的感覺。對自己，妻子和孩子組成的家，卻從來沒有感到是一個獨立的家，一個完整意義的家，而只是父母家的一部分。並且，因著黃皮膚、黑頭髮、華族血統的關係，我總覺得在海外建造的家，如同汪洋大海中的小船，不知要飄到哪裏。唯有父母給我的那華北平原上的磚房瓦舍和土炕，才是我安全牢靠，真正的、永遠的家。所以，儘管海外的自由生活讓我平安、喜樂、快活，我還是巴不得早一點兒回到我真正的家。

二十年前，八九「六四」那場震驚全世界的屠殺發生時，我的兒子剛剛出生三個月。我雖然沒有親身投入到那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去，但卻親眼目睹那些青年學子為祖國的繁榮和人民的幸福而向政府要求、宣示、抗爭的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畫面。那時，儘管中共政權用謊言掩蓋屠殺學生的事實，但稍有思維、良知和正義感的人，都會對中共暴行產生看法，不滿、憤怒和抗議。離家去國，尋找自由。我從此開始有了這樣的想法，但卻礙於各種條件和限制而遲遲沒有實行。

一九九八年，我來到以空氣、陽光、沙灘、自由和平等著稱於世的澳大利亞。不久，就開始發表獨有自己見解的政論文章，投身於中國的民主運動當中。當時，有民運朋友勸告我：你要好好想清楚，這可是一條不歸路。海外已經有數十人被中共列入黑名單，是被中共禁止回到中國的。不能回就不回去！我堅定的應答。因為我知道，中國的自由民主實現之後，我們每一位民主人士都是可以自由進出中國的。

說實話，我那個時候的思想準備並不夠充分。斗轉星移，月累歲積，我思念父母的心緒，和對家的牽掛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深，越來越強烈。我不願意，更準確說是不敢與父母多通電話。因為每次在電話的那一端，父親或母親總是以近於乞求兒子般地憐聲相詢：你甚麽時候回來啊？？？我無言以對，每次都回答說：快啦，快啦。我不敢告訴他們事實真相，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們是那個毫無人性的專制政權阻擋我回家探望雙親的大門。

澳洲雖然以空氣、陽光、沙灘、自由和平等而著稱於世。墨爾本、悉尼、布里斯本等大城市每次在世界有關機構評比中，均位列世界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之前幾名。但我總認為，我只是暫時客居異國他鄉。在我客居澳洲的這十多年，語言的限制、打工的艱難、先來同胞的歧視冷眼等等，都已經成為過去。上帝呼召我、陶造我、冶煉我，要我成為他合宜的器皿，看管照顧他的羊群，作他忠心而良善的僕人和管家。與以往我從事的任何一份職業相比，給上帝打工，令我感到真正的神聖而自豪。然而，那望眼欲穿、翹首以待的父母二老在召喚著他的兒子；那一望無際的華北大平原的沃土永遠地吸引著曾吸吮過她乳汁營養的我；那接連不斷的天災人禍，可憐的唉聲，和憤怒的抗議，每時每刻都在敲打撞擊著我的心扉。祖國、父母；父母、祖國。我雖然只有一軀微薄之力，但我願意全然獻在你的手裏。使命和責任感，使我不能在國外長期苟且偷安。我要回國！我要回家！！

家，我永遠的思念！家，我何時才能回到你的懷抱？！

2008年10月28日

張菁

回家，付出慘烈的代價，「禍根」是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時期種下。一個偶然機遇，我一腳踩進了那場民主運動大浪潮的淺灘，濕著雙腳，見證了那個轟轟烈烈的大時代，也見證了貴州的《啟蒙社》、《解凍》、《使命》、《百花》等民刊組織的健兒們在浪尖上非凡的翻騰，在他們渴了、疲憊了的時候，會遞上一杯水、說幾句鼓動的話，或索性陪他們劃上一程。一九八零年，民主小陽春如曇花一現，引用魏京生當年的話：鄧小平開始收緊了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絞索。一時間，全國各省市所有的民刊組織及活躍者被一頭大浪打得人仰馬翻，收審的、下獄的不計其數。

得到一位朋友和天主堂老神父的幫助「非法」到了澳門，與其說避避風頭，不如說是對「黨」的不滿和對 「資本主義社會」的好奇。不過，看到朋友們一個個先後受審、判刑，心裏不禁幾分害怕，不知道自告奮勇地從貴陽跑到廣州去聯繫民刊《人民之路》，並從負責人何求處帶回了一些蠟紙、油墨（當時貴陽買這些東西要證明，難弄到）以油印刊物，到底會不會遭到清算。其實在當局眼裏，我充其量是個走錯路的小女孩、根紅苗正的「革命軍人」後代，頂多問問話就可以回家，判刑還輪不到我呢！

在踏上了這個相對自由的土地後，聽的多了，視野更開闊，對黨愈發不滿，也忘不了一群四散的難兄難弟，心有不甘的我於是約見了香港《爭鳴》雜誌社的溫煇先生（二十多年後，在紐約一個會議上遇見後，還提起這次會面的情形），並發表了一篇以「安之爾」署名的介紹啟蒙社成員現況的文章，接著，在美國的《中國之春》成立後，把貴州的主要民刊組織介紹給負責人王炳章，一心要讓外面的世界瞭解貴州民運，還發表了一篇題為《啊！眼睛》的文章，揭露貴州省監獄當局對反革命犯實行非人道管理的黑暗。這兩篇文章後來便成了我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證據之一。

工作在澳門主教府，為了方便和安全，負責人把我託付給修女，暫時住進座落在半山上的一個女修院，修院面向大海，我常坐在院子矮矮的牆裙上，望著大海發呆。修女說，海的最遠端就是大陸，天氣好的早上，能看到對面的山和隱隱約約的房屋。一個人生活久了，二十歲的我難免想家，思念外婆、爸爸、媽媽和姐弟，好想和家鄉的同學朋友說說話，還有心中的一個他，好多次，我悄悄爬上院裏小教堂的頂尖，望向大海，望得眼睛發酸，希望看到對面的房屋和炊煙。每到中秋月圓的時候是我最想哭的日子，坐在小教堂的頂上，也是面向大海，月亮明晃晃掛在頭上，冷冷的月光撒向大海，海面閃爍著碎銀，涼颼颼的海風送遠我無盡的思緒。咬一口鬆軟的雙黃蓮蓉月餅，還覺得家鄉「千層皮」好吃。想到屈原的冤死，我憂心自己會寂寞死。

未進家門  先入牢門

又過去了幾個花開花落的日子，沒有雪的冬季終於讓我想起「不習慣」這個詞語，是呀，收入再多，生活再好，不習慣就是不習慣呀，況且還常有吹得天翻地覆的颱風，又兇猛又危險，在貴陽颱風只是書上寫的。一天，接到家裏來信，讓我極大振奮。信中說，現在開放了，中央有新政策，無論是以甚麼方式出去的（外國或台港澳 ）都歡迎回來。在澳門看到的新聞也是這樣說的，於是下定決心，託人辦了一本港澳同胞回鄉證，準備踏上歸鄉的路。記得當我把回去的事情告訴王炳章時，他在電話上說：最好不要回去，風險很大。可是我深信國內的情況變了，中共的政策變了，其他人的話我根本聽不進。

這條回家的路好長啊，沒想到我一走就走了五年多！

那時澳門沒有機場，我先入境拱北海關，再包了一輛計程車到達廣州，住下。次日買不到機票，便買了一張到貴陽的火車軟臥票，同車廂的還有一對中年男女。

火車向前移動。匍匐在沙發似的床上，看著窗外，這個九月天，陽光格外燦爛，沿途田裏的莊稼、樹叢，一片片黃的綠的，夾雜著紅紅紫紫的野花，真美！心早已回到了溫暖的家。我已經想好了與親人見面時第一時間要對每個人說的話，肯定是先親親老外婆，因為爸媽工作忙，是她一手把我們照顧長大；然後，要跟爸媽說，真對不起，雖然我的思想與你們的不一樣，但是我愛你們，探親的半個月中，我不會跟你們談國情政治，不會讓你們生氣；還有姐姐、弟弟和好多同學，有不少小禮物。有一個玉觀音吊墜，是澳門契媽送的，因為我信天主，索性就轉送給姐姐。還有一件全家人都能分享的禮物，一台二十四寸的彩電，八十年代中期，家中有彩電的寥寥無幾。我繼續盤算，第二天我就會去見我那些「狐朋狗黨」（家人對一幫民運分子的稱謂），先去看看民主牆前結下情緣、仰慕和深愛的他，再去探望仍在獄中的楊在行的妻兒，至少三天後才會去看各時期的同學……。

我想得很多，越多越覺得火車開得慢、停站時間太久。在進入貴州省境內龍里站並停留了大約十分鐘後，眼看火車就要開了，突然進來了幾個男女，他們很自然地與我同車廂的兩人打招呼，然後他倆請來人坐定，自己背著小行李包就走了，一切都那麼默契、緊湊，莫非他們互相認識？ 等我定睛一看，來人正是貴陽市剛成立不久的國家安全處的處長（現在的國安局）樊儒林等人，也是曾找我談過話、負責抓捕民刊成員並把楊再行送進勞改場的「元兇」。樊假兮兮的笑著說：想請你下車談談，我們有車在等你。我氣得兩眼冒金花：我不是來見你們的，我要回家，是看我父母來的！不肯下車，火車便不開，僵持著約莫大半個鐘頭，他們跟我說了很多聽起來蠻真誠話：保證就是隨便聊一下，然後就送你回家。最後，我有點相信了，只希望快點「聊」完就可以回家。

吉普車先開進了市公安局， 當天「聊」到凌晨三、四點，結果，未進家門先進牢門。一群騙子，說的都是鬼話，其行為只是比半途攔截、強行綁架來得稍漂亮一點。

被帶進貴陽市第一看守所，一個房間連我三個人，原來那兩人以為是被調出來陪守一個死刑犯。一個多月後，接到「反革命間諜罪」逮捕證，幾個月後，因無證據，改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再過了約兩個月宣佈判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隨身帶的現金、銀行存摺、首飾等私人財物包括要送給家人的禮物不是被沒收了，就是被管案的樊儒林等「保管」走了，從此無蹤，而剩給我的是一場全方位的身心大劫難。

女兒判刑  父親病故

一九八五年是個苦難的、禍不單行的年頭，父親聽說我被以「間諜罪」逮捕後，心臟病復發，入院不久就去世。之後， 媽媽在失去丈夫的同時，背負著有一個反革命罪犯女兒的罵名，在省人事廳不但受到同僚排擠，還在過「黨組織生活」時被逼做檢討，要求與我劃清界限，要求在黨和女兒之間做出選擇。我不知道媽媽的檢討和表態內容，只知道在我收審判刑三年多、加刑兩年的日子裏，探監次數最多的就是媽媽和姐姐，每個星期必到，五年多風雨無阻。我想，這恐怕也是姐姐從部隊回到地方後一直升遷受阻的主因。

在女子勞改茶場無償勞動中，最痛的是父親離去，這是一個好久都接受不了的痛苦歷程。好多次在夢中對爸爸說，我沒有犯罪，不要坐牢，要他帶我出去，帶我回家，爸爸答應了，感覺好真實，好開心，可是一醒來，原來是場夢，他根本就不在人間，我的眼淚像潰了堤的洪水，濕透了手絹、枕頭。在茶山上，我總是盯著天空中的雲，因為盯著盯著就會變得像父親慈祥的笑臉，我在心裏跟他說話，談我的委屈和對他的思念。慢慢地，我不得不接受父親已不在人世的事實，但深信他就在天上，化作了藍天下的那團白雲，常常來看我、陪我。

最恨的是那位出庭作證、指證我對他「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啟蒙社骨幹成員秦曉春，這個年長我十多歲、引導我背叛家庭、捲進民主牆浪潮的人，也是我曾愛過、為之付出過的戀人。開庭審判那天宣讀他的證詞時，天哪！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渣」的真正含義。不就是為了點生意得到國安的「關照」嘛！錢能賺多賺少，而良心只有一個呀！你怎麼可以……、人怎麼可以如此交易？ 那時我真的看不到人性的光輝，眼裏滿是齷齪，彷彿澳門修女、教友們的善良和慷慨的愛，是另一個星球上遙遠的神話。足足幾年，採過的每一片茶葉都飽含了我的憤怒。

只差十個月就要滿刑時的一九八八年春，雖然有家人的關愛和一些同學朋友包括原啟蒙社及百花學社的廖雙元等人的探訪安慰，但要衝破牢籠爭取自由的欲望一直燃燒著，完全沒有減弱的跡象。一個停水的日子，我和另外兩個同「志向」的獄友趁機脫逃，說好在一個分岔口各奔前程，連逃了兩次，在已刑滿的楊再行和從一開始就是公安線人的彭光忠的資助下，終於成功脫逃，但短短的兩天後又被抓了回去。後來才得到證實，我再一次被最信任的朋友出賣了。結果是他們一個生意興隆，一個得到公安局領導的表揚，我則加了兩年刑期，犧牲了我兩年的青春換得了他們骯髒的「自在」。

「六四」前後  待遇迥然

也許是負負得正的效應，也許是太傷太痛過後，心像注射了疫苗，有了強大的抵抗力，奇跡出現了。我不再憤怒，也沒怨天尤人，而是一頭栽進電大中文系的課程，拼命吸取知識養份，對任何讀物都感興趣，包括馬列著作、風水命相。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前的那段時期，是幾年來最好過的日子，管教和犯人都相信我這個文革結束後貴州省第一個反革命女犯是坐了冤獄，而且很快就會平反回家，我也趁機大談民主自由和人權，結合女犯們的個案，批社會制度的不公，晚上洗腦、上文化課（我任語文數學教員）時間，是我發揮的最佳場所，沒有犯人打小報告，也沒有管教勒令我收聲。五月二十日後我們還獲准天天看一小時的電視新聞（平時只有週末可以看）。可是「六四」以後，一切恢復了老樣子，管教重新嚴厲起來，我的言論遭到警告。家人告訴我，外婆說：這「二胖」加刑，未必不是件好事，不然，她肯定會跑到北京去跟著鬧事，恐怕連命都難保。真不愧是拉扯我們長大的人，外婆太瞭解她這個外孫女了。

五年青春磋砣，我在對與錯的界限之間苦苦思索，在醜陋的人性中尋找靈魂的出路，終於釐清了親情、愛情和人情以及情感昇華的真正含義，看到了尊嚴的價值。父親尊嚴的死去，一生正氣，不為官宦而屈膝，至死關愛「反黨」女兒；母親尊嚴的活著，清廉勤奮，白眼下不亢不卑，守住了一個母親對自己女兒的承諾；也有不少朋友，為追求理想數度入獄，無怨無悔。我一改從前「天上有漏洞，提醒執政者補補」的想法，不但自己要尊嚴的活著、還要爭取社會公益、公平，爭取政治民主、政府民選。獄中歷煉，為我以後的人生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九九零年，我唱著鄧麗君的《漫步人生路》，告別了五年多的鐵窗生涯。

回家  將會有尊嚴的回去！

出獄不久赴港獲得政治庇護，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被迫流亡美國，至今又過去十多個年頭了，嚴格意義上來說，我的一生中大半的時間沒有和父母姊妹生活在一起，雖早已為人妻為人母，但依然時時刻刻想念著自己的家鄉和親人，尤其是年將屆百歲的外婆，一想起她說：「我不死，我要等到我們家『二胖』回來」的話，我的心就陣陣刺痛。

外婆呀，我何曾不想回家看看，何曾不想再吃您做的菜肴，可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種遭遇，我不要再承受，不僅是三個兒女和家庭的需要，更因為今天的中國雖然經濟飛躍，卻沒有帶來政治環境的改變，依然是同一個政權、同個黨，同樣在殘酷封殺爭取自由的聲音，同樣不斷將那些有憂國憂民異議人士、維權者關進監獄，與往昔幾乎無分別，像對王炳章的綁架，對郭飛雄、張林等人的抓捕，與我從前的經歷多麼酷似，回國後等著他們的是監獄、是妻離子散的慘痛。就算流亡海外又能獲准回去的，說甚麼話、訪甚麼人，必須要受當局的限制，必須按他們的要求去做，還要忍受被全天候跟監。

雖然我和地球上所有的動物一樣擁有愛和被愛的天性，可是我更有和動物不一樣的尊嚴和對尊嚴深層的理解。孟子訓導：「呼焉而與之，行道人弗受；蹴然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尊嚴，古人守之，洋人倡之，吾今擇之！

我會回家，會有尊嚴的、無條件的回到那生我養我的地方，看看親人和朋友數十年後的模樣，在父親墳前磕三個頭、點三柱香。總有一天，我信！

1989年的民運，緊扣着全球華人的心弦。香港當年不分左、中、右派，一致支持北京學生。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曾组織過百五萬人的遊行、示威、宣傳、惦念集會、籌款、教育、出版、反新聞封鎖等活動和工作，引導民眾參與悼念活動，協助撫平民眾情緒，避免民眾有極端反應，並與喪失了合法性的中共政權抗衡，歷史已經記下這筆。筆者受到北京學生的感召，義無反顧地參與支運。

1997年筆者舉家去國，感謝美國的收留。初到紐约，幸得民運人士的幫助，由預租房子、安裝電話、辦社會安全咭、買二手車等等，一一提供協助，銘感五中。内子比較幸運，不足一個月即找到原來專業的工作；筆者則受聘於電腦店，開展新生活，後來亦幹過物流和老人服務。不旋踵以積蓄及公積金在市内最好的學區置業，爲女兒的學業打算。美國有些公校較著名私校不遑多讓，卻省去每月千多美元的學費（公校免費），這些公校都座落於「好學區」。女兒在小三後已毋須操心，加上點運氣，拿過點奬；亦考進著名中學。

女兒就讀的小學，有兩件事令筆者印象深刻：第一是功課「有錯不改」，讓學生的學習動機、自信、自尊不減（所以不要訝異於副總统串錯字）；第二是小三教導「事實」與「觀點」的分别。筆者在港從事兒童及青少年工作十五年，對功課「有錯不改」最初很反感，後來逐漸改變態度接受了。「事實」與「觀點」的分别，是理性思辯的入門，筆者從小接受香港的教育，未嘗在中小學接觸過這種「理性」。印象中，中國人往往因觀點不同而黨同伐異，拼過你死我活！是否需要引入「理性」教育呢？「事實」不容扭曲；價值判斷（觀點）可以各異，君子和而不同，理應求同存異，互相尊重。

李鵬曾到訪紐約，筆者當然略盡地主之誼──用貼滿抗議標語的汽車環繞屠夫李鵬下榻的酒店抗議！過去十一年，筆者除了當奶爸，也參與紐約的「六四燭光悼念會」及1999年的「百元人道援助」基金（劉國凱發起，主要向民運人士募捐，對大陸獄中難友的家人聊表心意，作精神上的支持）。

滯留國外的遊子──海外民運人士，究竟何時才能回家啊？何時才能與親友歡聚，契闊談讌？胡、温都放言過要落實民主政治，依法治國，怎麽會拒絕國民護照的續期？怎麽會拒绝國民回國的權利呢？憑甚麼法律？現時已有劉賓雁、王若望和趙品潞三位先生客死異鄉，敢問胡、温和中共政府，何時才能落實民主政治？何時才能依法治國，恢復遊子的回國權利？少點騙人行嗎？

2008年10月30日

陳破空

那一年，作為廣東民運最早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任教中山大學的我，受到廣東當局通緝（以「通告」方式），列為該省四大「欽犯」之一。越是靠近逃生口，卻越是沒有逃生的打算。等到醒過來，思謀逃生時，已經太遲。周遭都是便衣特務，被盯牢看死。

書生氣十足，曾經以為，逃走就是「罪上加罪」。因此，不敢逃。甚至在廣東當局的「通告」下，主動前往公安局，接受傳訊，以示坦蕩和「清白」。傳訊來傳訊去，最終鋃鐺入獄。漫長的「收容審查」後，被判刑三年。三年關押，大部分時間在看守所的暗室裏度過。因長年不見陽光和匱乏新鮮空氣，頭髮變乾，猶如枯草；皮膚變薄，輕碰都會流血；任何傷口或膿瘡，都久潰不愈。

1992年7月，結束第一次牢獄之災。滿懷重生的希望，希望卻很快破滅。八九的熱血，尚在周身蕩漾，滿眼卻是紙醉金迷的現實和醉生夢死的人群。無法融入那個酒池肉林的時代，無法適應那個銅臭熏天的社會。「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是我被人推入歌舞廳時，心底唯一能激起的感受。

信件被檢查，電話被竊聽，行走被跟蹤，另加，每月被公安傳訊。這，就是九十年代，走出監獄的我，在中國的基本生存狀態。身體走出了監獄，精神卻沒有走出監獄。感覺中，整個中國，就是一座大監獄。精神空虛，情緒低落，以至萬念俱灰。自感無法再在這個大監獄裏熬下去，於是鋌而走險：越境偷渡。1993年，兩次偷渡香港，然而，事過境遷，港方無情，竟兩次被遣送回國。兩度進入位於新界的新屋嶺收容所，都是突然被叫喚出去，突然被遣送回國。

第一次遭遣送時，港警急催簽字，領走隨身物品，旋即被送上一輛黑色箱型車，車上已經坐滿幾十名普通偷渡客。等到了中國境內，才發現，重要身份文件均不在物品袋中。初時，還以為是港方出於保護，怕我回去遭公安察覺和清算，故意暫時扣留我的身份文件。後來寫信給香港入境處詢問，該處楊姓處長覆函，稱查無所獲，並指我已經簽字領走所有物品。

這才醒悟：貪婪，這人性中的惡，顯現在香港入境處的個別官員身上。其中一名或者多名官員，因貪圖我衣袋中一枚絕版「六四」紀念郵票，竟連同身份證和判決書等共八份關乎我生存的個人文件，悉數私吞。如果還有人味，這一名或者幾名官員，終生都必受到良心譴責。

第二次遭遣送時，我問：「送我去哪裏？」一名肥胖港警面露狡黠地回答：「送你去美國！」我照例被推進一輛黑色箱型車，夾雜在幾十名普通偷渡客中，直接遣返中國。那一句兼具諷刺性和侮辱性的話，將讓我記取一生，成為逆境中，激勵我自強不息的警句之一。真正的男子漢，奮發自屈辱。

第一次遭遣送，中共公安未察，尚能在國內苟且偷生。第二次遭遣送，被中共公安堵在增城收容站，依通緝令認出，當場被捕。由此展開第二度牢獄之災。無需開庭審理，就被判處勞教二年。在花縣赤坭鎮的勞教場裏，我被強迫從事重體力、高強度、長時間的勞作。白天，在烈日如烤的碼頭抬石頭裝船；夜晚，在昏暗如豆的燈下趕製出口人造花。每天勞作時間超過14小時。我淪為不折不扣的當代斯巴達克斯！

甘冒生命危險，也要揭露當局強迫犯人生産出口産品的劣行（違反國際通則）。親歷棍棒交加下的苦役，我暗自下了決心。在月光下寫的信，連同作為證據的商標，經曲折管道，輾轉送達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亞洲人權觀察、美國之音。位於美國的勞改基金會也介入調查並公佈詳情。信件在國際上激起軒然大波。多年後，我才知道，我原是直接從監獄中向國際社會發信揭露中共強迫犯人生産出口産品的第一人。

迫於國際壓力，恐於經濟損失，中共當局提前數月將我釋放。監控和傳訊依舊。公安暗示，願意提供護照，讓我合法離境。於是，在亞洲人權觀察的協助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之下，1996年隆冬，我踏上前往美國之路。途經香港時，想起三年多前肥胖港警的那句話。揮別故國，禁不住潸然淚下。

事實上，中共當權者對付政治反對派，主要就是這兩種手段：投入監獄，或者流放海外。定將反對派與中國民衆相隔絕。獨攬朝綱，死守既得利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時至二十一世紀，中南海諸公腦袋裏，充滿的，依舊是古代封建統治者的遺訓。

厚重的國門，在身後關上。漫長的流亡，從此開始。從國內到國外，體會新的「圍城效應」：早先想出來，隨後想回去。最初幾年，思鄉心切，思鄉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夢中，竟多是童年場景：川北小鎮，崇山峻嶺，漲水季節咆哮翻濁的倒溪流。恰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就中國反對派整體而言，「圍城效應」則又表現為：裏面的想衝出來，外面的想衝進去。當海外流亡人士一波接一波嘗試闖關回國時，國內民運人士卻不斷有人要逃出來。在這邊，海外民運人士楊建利、張林、魏泉寶等潛返中國，因行程走漏被捕，身陷囹圄；在那邊，國內若干同仁，不惜冒死投海，劈波擊浪，游到台灣。

鼓吹革命的海外志士王炳章和彭明，其歸國方式，卻是可怕的另一種：在越南和緬甸的反動政權配合下，他們竟被越境作案的中共特務綁架回去！不幸跌落陷阱的王、彭二人，分別被中共處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

漫長的流亡，也消磨了一部分同仁的意志。有人經不起中共誘惑，私下與中共達成妥協，回國經商，據說「一夜暴富」；有人接受中共「邀請」，回國走一走，竟至失去方向，辨不清雲裏霧裏。

著名知識分子王若望，臨終前，渴望葉落歸根，中共卻趁人之危，妄提條件，王老堅拒，含恨歸天。另一著名知識分子劉賓雁，病入膏肓之時，希望返國治療，遭中共斷然拒絕，客死異鄉。

八十年代，流亡美國的前中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回拒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親自召喚，寧願在異國獨吟《思鄉曲》，也不做返國之想。事實證明，馬思聰看透中共，清醒自持。後來，連胡耀邦本人都自身難保，因同情呼喚民主的學生，被逼下台，蒙羞受辱，氣病而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旅居法國的高行健，擲地有聲地宣佈：「不值得為那個腐朽政權虛耗一生」、「決不回到那片罪惡的土地！」宣示作為地球村的公民，已經掙脫那種狹隘的「國家觀」。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這是唐末詩人韋莊的詞句。「老也莫還鄉，還鄉終斷腸。」這是我當年在獄中，延伸韋莊之語，寫入《望鄉》一詩的句子。這些詩句，到如今，倒似乎與現實愈來愈貼近。時光如梭，歲月如川。究竟想不想回家？漸漸地，成了一個難題。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這是《三國演義》尾聲處的詩句，恰好寫照流亡旅途上的悲涼心境。幾度前往亞洲國家，環中國而行，過國門而不入。唯祖國，不得其入。遙望海天蒼茫處的故國方向，心中苦痛，猶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淚光閃閃。總是在起飛回北美的那一刻，趕緊默禱，為親人，為祖國。

何時撥雲霧而見青天，重逢至愛親朋，笑融淚臉？故土，沉重的思念。故國，越來越遙遠。

（2008年11月。寫於美國紐約，辭國12周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