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順釗 《墨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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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順釗

生於香港。早年就讀香港大學中、英文系,七十年代赴法深造。七三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後,受聘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為研究員。

長歌正激烈 慷慨有餘哀

在法國的第二天,跟游順釗老師見面。這一天,我們先後探訪張健、王龍蒙、蔡崇國等三位流亡法國的民運人士。中途路經一家中國燒鴨店,先跟張健打招呼,並在店裏吃午飯。

「五一二」四川地震,游老先生迅即倡議在海外華人好友中發起捐獻行動,家國苦難,感同身受,坐言起行,義不容辭。他帶我們認識他的住處「驚弓坡」,還順道走進龐皮杜文化中心和巴黎聖母院,感受巴黎大街小巷和社會文化變遷,經過樓下《黃土地》小茶館,才進入石街古巷裏,登上他的小樓書齋作客。

上網查看「驚弓坡」的來龍去脈,讀到這篇介紹。

《驚弓坡與巴黎》

「驚弓坡」是我為巴黎那條古老小街 rue Quincampoix 起的中譯名 ,現在成為我的隨筆專欄名字。 rue 是街, Quincampoix 是名。這街名的第一個音節 Quin 念起來很近粵語的「驚」字,不若用英語時近「堅」。這個小序因此得從這條街的歷史說起。

遊過巴黎的讀者要是沒進去參觀過龐皮杜文化中心,也會在它正門前的廣場繞過一周吧。廣場和驚弓坡(街)就是由一條又短又窄的威尼斯小巷從中橫貫起來的。驚弓坡和巴黎地鐵中心 Les Halles 也是咫尺之遙。遊客從戴高樂機場坐快速地鐵入城,都多在這個大站下車或者轉車。巴黎的旅遊聖地,像聖母院、羅浮宮博物院,從驚弓坡前往,步行也只不過一刻鐘左右。

自一九七五年龐皮杜文化中心啟幕以來,驚弓坡沿街開設的畫廊、陶瓷工藝館等等,如雨後春筍。九五年間更重修了位於驚弓坡和街內那條以法國十七世紀大劇作家莫里哀命名的橫巷交界處的一個劇場舊址,改為《詩歌之家》( Théâtre Molière Maison de la Poésie )。前兩年街內又開了一家幽雅的《黃土地》小茶館。主人夫婦都很好客。上月聖誕節前他們還和景德鎮兩家瓷廠合辦了個小展覽。

昔日的驚弓坡又是怎樣的一個景象的呢?它的頭五、六個世紀的滄桑,已難考究。可是自十八世紀初始,這條當時僅有幾十號門牌的小弄巷竟一度成為巴黎,甚至世界金融和對外貿易的中心!它之所以在歐洲經濟史上寫下這重要的一頁,是拜一位叫約翰.羅(John Law)的蘇格蘭傳奇性人物之賜。一七一六年羅氏在驚弓坡開設世界第一家銀行並發行為法國政府庫房通用的紙幣。此時羅氏的經濟活動已擴展到西至北美洲密西西比河兩岸地區,東至印度、中國。一時驚弓坡的地產和租值直線上升。誰會料到這位叱吒風雲的金融驕子幾年後落得個慘淡的收場呢?他破產的導火線是一七二零年的「擠提」。估計他發行的紙幣超過法國當時全國後備金的幾倍!羅氏迫得逃匿布魯塞爾,輾轉到了意大利,一七二九年身死異鄉威尼斯時竟至身無一文!驚弓坡從此也一落不起。假如那位主張巴黎現代化的龐皮杜總統不是任內早死的話,驚弓坡已於七三年被剷平,從街道圖上刷掉了。

如果那時候歐洲金融界談起驚弓坡會色變,那麼我這個受過點六十年代東方政治洗禮的新住客,第一次聽到這條街名的時候也很自然聯想到「驚弓坡」這個譯名。如今心情雖已淡然澄靜,「驚弓坡」這警語仍未敢忘懷,故沿用着並作為這個專欄的名字。

我在驚弓坡的住所的面積僅五十來方米,書架卻佔了一半。書籍檔案是我紙墨生涯中一天不能離的伴侶。往後和讀者每逢星期一筆談一次的內容,亦將多來自架中。當然,也會寫到海外耳聞目睹的,以及一些感時的話。

游順釗寫於二○○○年元旦
-引自《驚弓坡隨筆》首篇

這回我們路過驚弓坡,恰又遇到全球世紀金融大海嘯的滔天巨浪,但我們竟無知無覺,只因我們不是大富大貴的商家巨賈,生活長期處於貧困低谷,仍然感觸和沉痛於「六四」餘波的驚弓鳥獸逃散的悲淒情境中。

原來,游順釗在驚弓坡已經為「六四」親筆手寫了十九年《墨淚》。二零零四年四月,他出版了歷年在《明報》刊登的「六四」紀念文章的英、法譯文單行本。二零零年發表的〈艾青,民運與忘卻的底線〉裏寫着:「海外關心民主運動的命運的朋友將一如過去幾年一樣,盯着電視,看看香港的『燭光晚會』有多少人參加。那裏是一年一度為中國民運探探體溫、把把脈搏的地方。」

十五周年的祭文,為了告慰英魂,他寫下兩句:「神州苦盡,定當為時不遠;廣場案翻,勢必指日可期。」他還寄語海外赤誠民主志士像月兒一樣,脫胎大地的胸脯;時光流逝沒洗淡蟾蜍樣的胎痣;距離也永難超越陶冶恩情的深度。也像月兒,給漫漫的長夜籠罩着焦灼眼神;雖碎散作小小星群也在黑暗的邊緣上靜穆地宣告黎明的來臨。(游順釗:「時光流逝沒洗淡」《明報》2004-06-03)

十六周年的祭文,寫了《燭林頌》,表達對維園燭光晚會上香港同胞的敬佩。「長安街上白衣郎,獨堵軍輪慨以慷;紫禁城前孤傲柱,爐峰海畔遍哀光。首句裏的『白衣郎』,指的當然是八九年六月五日天安門廣場前,隻身阻擋坦克那位穿著白襯衣的青年。他給我們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的堅定、沉着、從容,已成為世人對抗暴力的文明典範。我國運途多舛,百多年來,屢起屢落,不能不叫我懷疑我民族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在這方面,我個人就長時間有着灰暗的心態。不到一百年,中國經歷了兩個轟轟烈烈的革命。在這片國土上,曾湧現多少風雲人物!可惜大都後勁不繼,或晚節不保。革命浪潮一退,舊社會的歪風劣俗、醜行陋習,就全面死灰復燃。『六四』事件終於喚醒了我,給我新的希望,接着『維園燭光晚會』令我抖擻,教我重溫香港的歷史。」(游順釗:「寫給這晚,維園」《明報》2005-06-03)

近三年的「六四」紀念文章,嘆時局,哀中華,苦難深重,詩人墨客,長歌飲恨,讀著令人熱淚盈眶。

十七年祭,洞燭國難危機當前。(綠色‧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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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明報》2006-06-03)

十八年祭,視野依然貫串古今中外。(六四的原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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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明報》2007-06-04)

十九周年祭,追尋人的「鄉土情結」和「語言本能」的本質(六四的鄉土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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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明報》2008-06-04)

游順釗不忘考究歷史文獻,他說在一篇文摘中看到有一位姓丁的人物,頗具民主人權自由思想,應該跟丁子霖有關係,請支聯會代查,是否在家族血緣上有些淵源?結果電郵向丁子霖查証,確是其叔父。

在天安門母親《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中,提到王楠失救致死的不幸,他的表姐在英國一直有為他伸寃和向聯合國作證。在天安門中了槍的張健,也提起她。這些人成為我們歐洲行程主要探訪的對象。

「籍貫中國黃土地,信仰我的故鄉情。」正正貼合「我要回家運動」被訪者和撰稿人的心情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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