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心 《滄浪》

cimg1408-e6809d湯一心
筆名滄浪石,一九六三年於湖南省長沙市出生。一九八六年進入湖南財經學院。
一九八九年參加「湖南高校自治聯合會」,組織「長沙市民聲援團」、「湖南工人自治聯合會」等活動;九月被關押收審,因交代不出甚麼有價值的,被政保以「教育釋放」給予出路。一九九零年因出版地下刊物《鬥士報》,再次被關押於長沙市看守所。一九九四年因召集各地民運朋友籌備「六四」五周年紀念活動以及籌組地下工會,被長沙交警支隊特勤隊在國安二處的指示下執槍圍捕;旋被秘密關押於寧鄉縣看守所;兩個月後被投入湖南省新開鋪勞教所。一九九六年因與張旭東、張捷等組織「湖南公民保衛釣魚島」活動,在湖南大學等公共場所進行公開演講,組織「九一八」紀念活動,再次被關押並被罰款,罪名是「組織非法活動」。同年十二月逃離中國,經香港來到挪威。妻子羅智紅,育有兩名兒子。


為了孩子 回國體驗

湯一心的兩個孩子在海外出生,基本上已習慣挪威生活。他為了讓孩子有機會體驗中國大陸的現況,二零零六年曾經一個人拖著兩個小兒子回國一次。他說:

「孩子沒回去過,一直吵著要回鄉看看,不是全家一起,只我帶著兩個小孩回湖南家鄉。他們還很小,我累得夠嗆的!回去沒有特別的感覺,只是不太適應了,當時我拿著挪威護照,為方便找工作,我改了一個英文名字,可能因為護照上用了英文名,他們認不出來,所以未遇到麻煩。反而陳震康曾經到上海,馬上被趕出來,不許他回去。我們也分析了,跟陳震康不同,我當年是學生,可能寬一些,他不是學生,可能就緊一些。也真的不知是為甚麼。我也覺得很奇怪,就是回去後沒有人來找我。」

「回國有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有規定到酒店或親友家住七天以上的話,一定要去派出所。我就懶得去,直接回家鄉。回國是有做好心理準備的,當時我想如果不讓我進去就不去了,但是孩子還是可以入境的,姐姐到機場接。本來一開始想從香港過境,但姐姐接機不方便,所以從北京轉機到湖南。」

「回去有甚麼感覺?」

「回國一次後,不打算經常回去,沒啥意思。我姐姐在內地,我可以接他們過來旅遊。回去見到八九年留下的那批人,生活穩定,也能出來的,都不敢搞活動,怕回不到中國,不敢吭聲了。現在已搞不出甚麼名堂,沒意思了,也沒接觸了。像我們,單獨行事,不可能有甚麼力量搞活動,不過這邊每年還是經常提起這些事,雖然這幾年紀念性活動愈來愈少人參加,尤其是這些年中國耍經濟手段好跟西方做交易,有很多是假象,但西方國家也不好意思老是把『六四』拿出來說,於是讓人覺得為甚麼會把這麼大的事情淡忘了。」

「中國現在最大的變化是甚麼?」

「從外表來看,基本建設好像發生了很多變化,但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軟件跟不上,人文環境愈來愈亂。基本建設的投資是硬質料,所謂的國民產值,最終是基層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環境,但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我覺得很浮躁,他們對貪污已經麻木了,像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明顯展現人們已經麻木,是直接影響到他們小孩的,但只要沒發生到他們自己小孩身上,就麻木了,沒有甚麼運動。死的五個不是自己的小孩,五個是絕對的少數,就算牽涉到全中國、全世界,中國人還是麻木的,基本只是說幾句,沒甚麼用。痛不起來的,如果是發生在西方社會,早就大街上塞滿了人,政府要下台的,相關的官員早就被警察抓了。」

「維權運動的發展也真的非常艱難吧!」

「只靠個別人士的影響力,像維權英雄胡佳,畢竟這種維權不是形式性的。沒有受到傷害的人,還未到自己身上,就不管、不說,這是最可悲的一點。沒落到自己身上就不要緊,就算落不落是明天的事。」

「『六四』也不談了!」

「基本上,當年很多大學生、官員還在,但他們不願意面對這件事,當年當官的還在,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不對的,但沒辦法。因為管不了,怕管了會影響自己的生活,也不敢去投訴。其實『六四』是不需要共產黨來平反的,只能有一天,當老百姓醒過來的時候,把它趕下台。」

「會是很遙遠的事嗎?」

「這很難說,柏林牆一夜之間就倒了,誰知道那最後一根草何時能壓得垮它呢!」

湯太太羅智紅逢假日都會到唐人餐館兼職,要很晚才下班。談到近況,在挪威養育兩個小孩,很辛苦吧。她說:

「生產過程還算是順利,剛來時要學語言,又要帶兩個小孩,也很想家,但回不去了。剛出來時,家在武漢,我們沒有護照的,回去要到大使館,寫甚麼保證書的,所以我都沒回去了。」

cimg1446-e6b9afe4b880e5bf83e5a4abe5a9a6e98081e58592e58f83e58aa0e79083e8b3bd談到孩子的教育問題,湯一心說:

「這方面挪威政府做得很好,法律上有嚴格的規定。我們教育孩子,都注重平等關係的培養。特別強調人的培養,人的一種關懷,要把這種環境建立起來。在中國比較困難,畢竟我們中國文化也不是說沒有這種人文關懷,但是到了現實環境就忘了,特別是現在根本不具備人文關懷了。無論是現實上的行為或者是言語,在中國就是太難了,要面臨一種後果,認為你這行為構成威脅的話,你就危險了。」

「維權運動也是這五、六年才有,之前中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人權這東西,現在已經知道了,至少敢說出來,因為互聯網高速發展,他們怎樣弄防火牆也擋不住外面的訊息,這也好讓國內呼吸到一些新鮮空氣,讓一部分人開始思考,特別是年青人。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出現了底線,很脆弱的民族感情時,他們可以把任何西方好的東西都不要,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對我們中國,不僅僅是我們這些人,我個人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也沒有能力再去做多少,我有時真的感覺到我沒能力,沒能擔起甚麼責任去做些甚麼事,只希望發出一點聲音告訴他們真相,當然很憤怒的。反美、反華,反甚麼都好,我只告訴一個真相,不是中央電視台說的那樣,我們只能是這樣做了。」

「有跟孩子談『六四』嗎?」

「我沒有跟孩子很具體的說當年『六四』的事情,他們還小,聽不懂,我太太『六四』時去了天安門那個地方,有跟他們講天安門事件,我也講了,說在很多年前,爸爸年青的時候,在這裏渡過。我沒講得很深刻,但他們也可以感覺到,對國內的氣氛,他們很不習慣,當我們回去從飛機場出來,他們就發現中國這麼亂,進了城人們更加沒有規矩,他們很反感。他們學校有要求孩子介紹自己民族的傳統,所以他們便很想回去看看。他們對中國是有些感情的,可能語言表達不出來,但畢竟他們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學校也有談中國政府,孩子也想問中國是怎麼一回事,對中國有些興趣,希望能了解多些,便渴望回國,但也很失望。」

湯太有時會跟兒子用挪威語交談的,她說:

「現在跟國內的聯繫慢慢的很少了,只是在網上看些新聞,才知道國內的情況,有互聯網,可以看到很多新聞。正面的像奧運,負面的就更多,所以,不好的肯定是很多的。我們在這裏畢竟是中國人,而且在國外生活也是很困難,很不容易融入社會的,尤其是語言,因為根本不是屬於這裏的。要是回去生活呢!也不能,因為已經逃離中國這麼久了,回去甚麼東西都沒有,不能重新開始。在這裏也很難。怎樣說,在這裏是屬於另外一種人,不知道自己的根在那裏。但在國內又發揮不了甚麼作用,尤其是有警察來敲你的門呀!讓你覺得很心驚膽顫的,怎麼可能回去,不可能的。」

「後悔當年投入學運嗎?」

「我沒覺得有甚麼可以後悔,我們也沒做錯甚麼呀!」湯一心帶憂傷又自豪的說。

「六四」不僅僅是傷和痛,它是我們民族的一個永難遺忘的恥辱。
我思念我的祖國,想念我的同胞,可我每當想起這些,有的不完全是激動和思念,更有一種難以言敍的疼。
平反!?誰來給「六四」平反?誰有這個資格平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行凶者是沒有資格的。我相信當人民有了發言權和知情權的時候,就是陽光普照的時光,這一份美好不會是屠殺者有資格來賜予人民的。
-湯一心 2008年9月27日於挪威


六四是不需要共產黨來平反的,只得有一天,當老百姓醒過來的時候,把它趕下台。(很遙遠的事?)這很難說,柏林牆一夜之間就倒了,誰知道那最後一根草壓在他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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