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震康 《平淡》

cimg1466-e999b3e99c87e5bab7陳震康

一九五六年於浙江省鎮海縣出生,原上海閔行電工廠工人。一九七五年四月在上海閔行進行政治宣傳和書寫對現實不滿的日記,被以反革命罪拘留,同年十一月被強制勞改一年,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獲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參加以傅申奇為主的「振興社」,負責閔行地區工作。一九八三年因籌組「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大同盟上海小組」,一九八四年被捕,判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一九八九年獲釋。一九九零年協助傅申奇辦民刊《復興》,負責投寄,一九九一年被公安破獲,拘留了三天,取保候審。一九九三年六月三日,他參加「六四」座談會,當日張先樑被捕,他被押回閔行,獲釋後主要與傅申奇原來的朋友聯繫、照顧傅申奇妻子李麗萍及幫助傳遞各種訊息。後因公安追捕,於一九九五年十月中旬逃離中國。現居挪威。

孤獨異鄉客 回國被留難

湯一心跟陳震康在挪威是患難之交,提及陳震康被拒回國一事,問當時的心情如何,他說:「回大陸只是想見些親友,心情比較平靜,發生這麼多事,我覺得都是正常的,甚麼環境下發生甚麼事情是有其必然性的。他們為何拒絕讓我回去?理由無非是說我當年是非法離境的,翻舊賬出來總是有個理由,按他們的說法,該是進得或不能進的,又或是能進的分為限制入境要受到嚴密監視的,或入境立即被收監,而不能進的就被遣返原處等三類情況吧,但具體是甚麼我也不太清楚。」

「回去主要是探親,因為以前一起搞運動的大部分都流亡海外,在國內已經沒有幾個啦!再說我們這批人年紀都比較大,一般都在五十上下的了,現在各種各樣的毛病都產生,甚至有些朋友已經去世,中了風亦有很多的!我基本身體沒有甚麼大問題,馬馬虎虎的,但體力也倒退了。在心態上,我是一直比較好的。」

「在這裏,新聞我是每天必看的,主要看中文網站,留意中國問題,大部分都是制度性的問題。在良性制度下,如果發生問題就有比較好的方法處理;在不好的制度下,不好的問題得不到好的處理,甚至推波助瀾。像毒奶粉事件,在西方發生就會立即採取措施,在中國會從另一方面考慮形象問題、穩定問題之類,更重要是考慮他們自身利益的問題。出了這麼大的事情肯定要有人負責,中國就一定是能拖就拖,能掩就掩,這跟制度有關係,在良好制度下是不容許的。不是說西方社會沒有貪污腐敗的事情,問題是政府怎樣對付這個問題。在挪威,不能說沒有貪污,但的確是很低很低,而且也不可能是貪污一千萬的,挪威受賄超過五百塊就要懲罰的,法律罰則不是太高,但一發現就會處理,問題跟國情有點關係,挪威公務員的薪俸很高,相對來說,貪污的話,犯罪成本就很高。不像中國的官僚或村長之類,本來收入不多,能拿到一百萬,若不被抓住,一輩子就不用幹活了。抓住就算是倒霉,在經濟上也沒有甚麼損失。」

「儘管現在有人說要恢復中國的文化傳統,但是畢竟也不成氣候。我們長期接受無神論教育,就是既不畏鬼神,也不怕天譴!唯一的追求目標就是錢,做事情沒有底線。以前也有人做這事的,但是還有底線,謀財但不害命;現在是謀財不一定害命,但卻不管你有命沒命。以前人也做假的,但若吃死人就不敢了;現在只要能弄到錢,管你死活,你死是運氣不好。有人說過,在英國培養一個貴族是三代人的事情,不是一個晚上可以培養得出來的。中國問題是一代一代的傳下去,一代不如一代,一年比一年嚴重,貪污的數量比以前大,從上到下,說謊騙人已經到了司空見慣的地步,沒有一件事不是假的了。人心的轉變不是那麼容易改的。」

「我在挪威的生活其實很簡單,經常是早上去工廠上班,下班就回家裏。對往後生活,沒甚麼計劃,在這裏始終是一種臨時的感覺,因為自己不是挪威人,我畢竟是中國人,雖然拿了挪威籍,沒入籍就不能取到合法的護照。繼續拿著難民證的話,各方面都會有麻煩,而且我又從來沒拿過中國護照,總得有個身份的。雖然住滿七年可以入籍,但我還是晚了兩年才去拿護照的,一方面是不太急需,另一方面也有考慮到拿挪威護照後就不算是中國人了,如果國內發生情況變化,我回去的話會有身份上的麻煩,至少目前法律是這樣。因為他們會說我們中國人的事情不用你們外國人來管。但後來想一想,還是拿吧。這麼多年,有些事情也消退了,輪不到我們去管了。」

「你現在還是一個人生活,未來怎麼打算呢?」

「我從來沒有甚麼具體的打算,來到這裏之後,隨著時間過去,隨著需要走來。初來時學語言,無非是想把語言學好,找份工作,安身立命。到任何地方,沒有工作怎能生存。」

「會考慮回國內定居嗎?」

「我離開中國時年紀比較大,適應內地生活,若國內情況好轉,那怕還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只要不像以前的,有比較開明的統治,我是想回國的。如果中國政府容許的話,回國相對來說比較方便一點,親戚朋友周圍的人都比較熟悉。在這裏偶然跟湯一心他們見面,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自一人,工廠裏大部分都是外國人。雖然大家可以交流幾句,但人家始終覺得你是外國人。就像在香港人說你是大陸人,上海人說你是外地人,到這裏差異就更大了。生活習慣、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始終有界線在,跟外地來的移民始終是有排斥性的。所以我短期回國,應該不會有太多的難題。長期回國居留中國,可能是移民問題,情況容許的話,在我退休以後回去吧。上了年紀,回去就定居了,現在雖然還有點體力,但再過三年,身體狀況會一步步的走下坡了。」

「能談談以前在國內的經歷嗎?」

「我在國內只是普通的技術工人。已經是太遠太遠的事情了。簡單說點我個人的歷史,我是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一九七三年中學畢業,在大陸正值文革時期,所有高等教育都停止了,說完全停止也不是,約七二年開始恢復高等教育。但不是從學校入大學,而是從所謂工農兵中間去提拔,所以有幾個條件,一是起碼要有兩年的僱工或當兵的時間,第二是政治上要突出,第三要有工廠內的主管即共產黨地方組織的保薦。其餘學生中學畢業後就由國家統一分配,分到那裏就去那裏,不是你想要去那裏就那裏的。那時候我們都是螺絲釘,雷鋒同志說過的一句話,就是要做一個螺絲釘。螺絲釘永遠不能有自主的,然後我就分配到工廠裏,操作機器。說幸運不幸運都不是,當時還不算是太慘,因為有些人被關進牢裏就更悲慘。」

「我是一個比較關心政治的人。說巧也很巧,我十歲時,文化大革命開始,全民都參與其中。當時不管我知道或是懂不懂的,反正會一齊去起哄,學校組織遊行,你能不去嗎?十歲小孩懂甚麼呢?是很熱烈的,敲鑼打鼓,但隨著年齡慢慢增長,開始有自己獨立的看法,才覺得事情不是那麼樣的,到事情臨到你自身時會去想的,鬥爭別人時就指他是壞人,他們都說是嘛,肯定是壞人,該去鬥。輪到自己時,我算是壞人嗎?我不壞呀,他們也來弄我,他們這些壞人還算不算是壞人。這麼問題就來了,而且很重要的是我父親時常提醒我:『話不要亂講。』我就一直在想,為甚麼不讓我講話,我知道不是我父親要我不,而是他背後還有一個力量,他怕我亂講話會吃虧,是不是一個社會不讓我講話。再看看我們的社會,這個時代太多反革命呀。尤其中學畢業前後,這個年紀的人多會關心自己的前途。」

「政府分配我去甚麼地方,不是我能決定的,是由別人掌握的。我沒有甚麼背景,是平民子弟,我前途在哪裏呀?像我這樣的人又不只我一個,百分之九十以上,所有的青年都面臨同樣問題。如果這國家的青年沒有前途,這民族會有前途嗎?社會是要有年青人接班上來的。我從小就喜歡看點歷史書,對中國歷史多多少少知道一點。於是在那個時候,也會偶然收聽一些地下電台,是挺膽大的,因為是反革命,但聽電台講的東西卻對我觸動很深。因為講出一個真相,而我們平常看的都是假相,只要稍加思考就知道全是假的。那時代也有一個習慣,是寫點日記的,我歪歪扭扭的寫了幾個字,然後嘴寬又說了出來,我父親早就提醒我,他這麼一提證明我喜歡講,就中國人所講:禍從口出。我跟爸爸是三代工人,家庭中從我祖父輩、父親輩,在共產黨來講是沒有甚麼問題的,所以我不是因為家族的階級仇恨問題惹禍,而且我本人也是工人,本來可以領導一切,頗有些地位的。可以說我是個人自發的一種覺悟,從自身的經歷,周圍的觀察,所看的書,所聽的宣傳,覺得都是錯誤的,不對的,為甚麼不讓我們講真話,這個就是轉折。」

「那時剛好是文化革命時期,文革究竟為這國家帶來了甚麼,我不是很清楚,但也不是一點兒也不知道。後來我是因為所謂的書寫反動字句,收聽反動電台(美國之音、台灣、俄羅斯等他們認為的敵台),這兩個罪名被拘留、抓捕,被判處一年勞動教養,再關了八個月,前後二十個月。正式的罪名就是反革命罪,這事情對我的打擊很厲害,被安上這個罪名,一生就列入黑名單,就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之一,現在有四類都已陸續平反了,唯獨反革命還未平反。一九七五年,我才十八歲,一生就完了,從此以後,就只能老老實實做人,不許亂說亂動。這事情可大了,對他們來說沒所謂,你只是個小螞蟻而已,但對我個人來說,那是泰山壓頂的事了。」

「我離開監獄時,文革剛結束,打倒四人幫的四五事件我仍在監獄裏。七六年離開監獄以後,回到工廠,接受監督勞動。為甚麼我回國不成,其實自從我離開香港之後,基本上就沒有從事任何政治活動,他們為甚麼一直看得我比較緊?這跟我的經歷有點關係,因為在他們眼裏,我是一個老傢伙,有幾十年的反共史了,從文革反到現在,從毛澤東同志逝世到現在多少年啦,要是算起來,我代表元老了,儘管我沒有任何地位,但是在這歷史算是元老吧!那時魏京生他們還沒有參與政治呢!他是七八、七九年才參與活動。這些人當中,當然也有個別的,像王希哲,他是文革時坐過牢,其他的人還不多,在文革時沒有受到衝擊。我作為螞蟻被抓進去,還好沒有被整死。」

民主制度戰勝極權制度是一個歷史必然。志士仁人們自會百折不撓,並不需要極權政府來為運動平反,「六四」運動是偉大的,已被記錄在歷史,作為一名流亡者,唯一所願是國家能有進步,政治能有改良,專制能有覆滅,民主得以確立,民生得以改善。
-陳震康 2008年9月28日於挪威特隆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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