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菁 《回家,慘烈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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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在貴州省貴陽市出生,曾為省公安醫院護士。是一九七九年民主牆時期最年輕的一名參與者。一九八五年從澳門回中國大陸,被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三年、加刑二年,為貴州省文革結束後第一個女反革命。後流亡香港,任報社編輯,九七回歸前流亡美國,續任中文報社編輯。

童年時說「回家」,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少女時期有不一樣的感覺,「回家」有點不情願,總想在外面多待會,除非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成年後,「回家」的含義開始複雜化,親情中被強加了政治元素,於是,「有家難回」不是一句普通的辭彙,不是看完傷感小說或言情電影後的感歎,也不是可以放聲痛哭一場、痛駡一頓就能讓心平靜下來、痛能減輕一點的概念,甚至時光流逝、物換星移也不能彌合曾因「回家」而受到的傷害,這種傷害的後遺症,像陳年老窖,愈久愈烈愈醇,風乾了洗刷日子的淚水,沉澱的是痛定思痛後對尊嚴的維護和執著的追求, 發酵的是對專制政權的蔑視。

回家,付出慘烈的代價,「禍根」是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時期種下。一個偶然機遇,我一腳踩進了那場民主運動大浪潮的淺灘,濕著雙腳,見證了那個轟轟烈烈的大時代,也見證了貴州的《啟蒙社》、《解凍》、《使命》、《百花》等民刊組織的健兒們在浪尖上非凡的翻騰,在他們渴了、疲憊了的時候,會遞上一杯水、說幾句鼓動的話,或索性陪他們劃上一程。一九八零年,民主小陽春如曇花一現,引用魏京生當年的話:鄧小平開始收緊了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絞索。一時間,全國各省市所有的民刊組織及活躍者被一頭大浪打得人仰馬翻,收審的、下獄的不計其數。

得到一位朋友和天主堂老神父的幫助「非法」到了澳門,與其說避避風頭,不如說是對「黨」的不滿和對 「資本主義社會」的好奇。不過,看到朋友們一個個先後受審、判刑,心裏不禁幾分害怕,不知道自告奮勇地從貴陽跑到廣州去聯繫民刊《人民之路》,並從負責人何求處帶回了一些蠟紙、油墨(當時貴陽買這些東西要證明,難弄到)以油印刊物,到底會不會遭到清算。其實在當局眼裏,我充其量是個走錯路的小女孩、根紅苗正的「革命軍人」後代,頂多問問話就可以回家,判刑還輪不到我呢!

在踏上了這個相對自由的土地後,聽的多了,視野更開闊,對黨愈發不滿,也忘不了一群四散的難兄難弟,心有不甘的我於是約見了香港《爭鳴》雜誌社的溫煇先生(二十多年後,在紐約一個會議上遇見後,還提起這次會面的情形),並發表了一篇以「安之爾」署名的介紹啟蒙社成員現況的文章,接著,在美國的《中國之春》成立後,把貴州的主要民刊組織介紹給負責人王炳章,一心要讓外面的世界瞭解貴州民運,還發表了一篇題為《啊!眼睛》的文章,揭露貴州省監獄當局對反革命犯實行非人道管理的黑暗。這兩篇文章後來便成了我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證據之一。

工作在澳門主教府,為了方便和安全,負責人把我託付給修女,暫時住進座落在半山上的一個女修院,修院面向大海,我常坐在院子矮矮的牆裙上,望著大海發呆。修女說,海的最遠端就是大陸,天氣好的早上,能看到對面的山和隱隱約約的房屋。一個人生活久了,二十歲的我難免想家,思念外婆、爸爸、媽媽和姐弟,好想和家鄉的同學朋友說說話,還有心中的一個他,好多次,我悄悄爬上院裏小教堂的頂尖,望向大海,望得眼睛發酸,希望看到對面的房屋和炊煙。每到中秋月圓的時候是我最想哭的日子,坐在小教堂的頂上,也是面向大海,月亮明晃晃掛在頭上,冷冷的月光撒向大海,海面閃爍著碎銀,涼颼颼的海風送遠我無盡的思緒。咬一口鬆軟的雙黃蓮蓉月餅,還覺得家鄉「千層皮」好吃。想到屈原的冤死,我憂心自己會寂寞死。

未進家門  先入牢門

又過去了幾個花開花落的日子,沒有雪的冬季終於讓我想起「不習慣」這個詞語,是呀,收入再多,生活再好,不習慣就是不習慣呀,況且還常有吹得天翻地覆的颱風,又兇猛又危險,在貴陽颱風只是書上寫的。一天,接到家裏來信,讓我極大振奮。信中說,現在開放了,中央有新政策,無論是以甚麼方式出去的(外國或台港澳 )都歡迎回來。在澳門看到的新聞也是這樣說的,於是下定決心,託人辦了一本港澳同胞回鄉證,準備踏上歸鄉的路。記得當我把回去的事情告訴王炳章時,他在電話上說:最好不要回去,風險很大。可是我深信國內的情況變了,中共的政策變了,其他人的話我根本聽不進。

這條回家的路好長啊,沒想到我一走就走了五年多!

那時澳門沒有機場,我先入境拱北海關,再包了一輛計程車到達廣州,住下。次日買不到機票,便買了一張到貴陽的火車軟臥票,同車廂的還有一對中年男女。

火車向前移動。匍匐在沙發似的床上,看著窗外,這個九月天,陽光格外燦爛,沿途田裏的莊稼、樹叢,一片片黃的綠的,夾雜著紅紅紫紫的野花,真美!心早已回到了溫暖的家。我已經想好了與親人見面時第一時間要對每個人說的話,肯定是先親親老外婆,因為爸媽工作忙,是她一手把我們照顧長大;然後,要跟爸媽說,真對不起,雖然我的思想與你們的不一樣,但是我愛你們,探親的半個月中,我不會跟你們談國情政治,不會讓你們生氣;還有姐姐、弟弟和好多同學,有不少小禮物。有一個玉觀音吊墜,是澳門契媽送的,因為我信天主,索性就轉送給姐姐。還有一件全家人都能分享的禮物,一台二十四寸的彩電,八十年代中期,家中有彩電的寥寥無幾。我繼續盤算,第二天我就會去見我那些「狐朋狗黨」(家人對一幫民運分子的稱謂),先去看看民主牆前結下情緣、仰慕和深愛的他,再去探望仍在獄中的楊在行的妻兒,至少三天後才會去看各時期的同學……。

我想得很多,越多越覺得火車開得慢、停站時間太久。在進入貴州省境內龍里站並停留了大約十分鐘後,眼看火車就要開了,突然進來了幾個男女,他們很自然地與我同車廂的兩人打招呼,然後他倆請來人坐定,自己背著小行李包就走了,一切都那麼默契、緊湊,莫非他們互相認識? 等我定睛一看,來人正是貴陽市剛成立不久的國家安全處的處長(現在的國安局)樊儒林等人,也是曾找我談過話、負責抓捕民刊成員並把楊再行送進勞改場的「元兇」。樊假兮兮的笑著說:想請你下車談談,我們有車在等你。我氣得兩眼冒金花:我不是來見你們的,我要回家,是看我父母來的!不肯下車,火車便不開,僵持著約莫大半個鐘頭,他們跟我說了很多聽起來蠻真誠話:保證就是隨便聊一下,然後就送你回家。最後,我有點相信了,只希望快點「聊」完就可以回家。

吉普車先開進了市公安局, 當天「聊」到凌晨三、四點,結果,未進家門先進牢門。一群騙子,說的都是鬼話,其行為只是比半途攔截、強行綁架來得稍漂亮一點。

被帶進貴陽市第一看守所,一個房間連我三個人,原來那兩人以為是被調出來陪守一個死刑犯。一個多月後,接到「反革命間諜罪」逮捕證,幾個月後,因無證據,改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再過了約兩個月宣佈判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隨身帶的現金、銀行存摺、首飾等私人財物包括要送給家人的禮物不是被沒收了,就是被管案的樊儒林等「保管」走了,從此無蹤,而剩給我的是一場全方位的身心大劫難。

女兒判刑  父親病故

一九八五年是個苦難的、禍不單行的年頭,父親聽說我被以「間諜罪」逮捕後,心臟病復發,入院不久就去世。之後, 媽媽在失去丈夫的同時,背負著有一個反革命罪犯女兒的罵名,在省人事廳不但受到同僚排擠,還在過「黨組織生活」時被逼做檢討,要求與我劃清界限,要求在黨和女兒之間做出選擇。我不知道媽媽的檢討和表態內容,只知道在我收審判刑三年多、加刑兩年的日子裏,探監次數最多的就是媽媽和姐姐,每個星期必到,五年多風雨無阻。我想,這恐怕也是姐姐從部隊回到地方後一直升遷受阻的主因。

在女子勞改茶場無償勞動中,最痛的是父親離去,這是一個好久都接受不了的痛苦歷程。好多次在夢中對爸爸說,我沒有犯罪,不要坐牢,要他帶我出去,帶我回家,爸爸答應了,感覺好真實,好開心,可是一醒來,原來是場夢,他根本就不在人間,我的眼淚像潰了堤的洪水,濕透了手絹、枕頭。在茶山上,我總是盯著天空中的雲,因為盯著盯著就會變得像父親慈祥的笑臉,我在心裏跟他說話,談我的委屈和對他的思念。慢慢地,我不得不接受父親已不在人世的事實,但深信他就在天上,化作了藍天下的那團白雲,常常來看我、陪我。

最恨的是那位出庭作證、指證我對他「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啟蒙社骨幹成員秦曉春,這個年長我十多歲、引導我背叛家庭、捲進民主牆浪潮的人,也是我曾愛過、為之付出過的戀人。開庭審判那天宣讀他的證詞時,天哪!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渣」的真正含義。不就是為了點生意得到國安的「關照」嘛!錢能賺多賺少,而良心只有一個呀!你怎麼可以……、人怎麼可以如此交易? 那時我真的看不到人性的光輝,眼裏滿是齷齪,彷彿澳門修女、教友們的善良和慷慨的愛,是另一個星球上遙遠的神話。足足幾年,採過的每一片茶葉都飽含了我的憤怒。

只差十個月就要滿刑時的一九八八年春,雖然有家人的關愛和一些同學朋友包括原啟蒙社及百花學社的廖雙元等人的探訪安慰,但要衝破牢籠爭取自由的欲望一直燃燒著,完全沒有減弱的跡象。一個停水的日子,我和另外兩個同「志向」的獄友趁機脫逃,說好在一個分岔口各奔前程,連逃了兩次,在已刑滿的楊再行和從一開始就是公安線人的彭光忠的資助下,終於成功脫逃,但短短的兩天後又被抓了回去。後來才得到證實,我再一次被最信任的朋友出賣了。結果是他們一個生意興隆,一個得到公安局領導的表揚,我則加了兩年刑期,犧牲了我兩年的青春換得了他們骯髒的「自在」。

「六四」前後  待遇迥然

也許是負負得正的效應,也許是太傷太痛過後,心像注射了疫苗,有了強大的抵抗力,奇跡出現了。我不再憤怒,也沒怨天尤人,而是一頭栽進電大中文系的課程,拼命吸取知識養份,對任何讀物都感興趣,包括馬列著作、風水命相。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前的那段時期,是幾年來最好過的日子,管教和犯人都相信我這個文革結束後貴州省第一個反革命女犯是坐了冤獄,而且很快就會平反回家,我也趁機大談民主自由和人權,結合女犯們的個案,批社會制度的不公,晚上洗腦、上文化課(我任語文數學教員)時間,是我發揮的最佳場所,沒有犯人打小報告,也沒有管教勒令我收聲。五月二十日後我們還獲准天天看一小時的電視新聞(平時只有週末可以看)。可是「六四」以後,一切恢復了老樣子,管教重新嚴厲起來,我的言論遭到警告。家人告訴我,外婆說:這「二胖」加刑,未必不是件好事,不然,她肯定會跑到北京去跟著鬧事,恐怕連命都難保。真不愧是拉扯我們長大的人,外婆太瞭解她這個外孫女了。

五年青春磋砣,我在對與錯的界限之間苦苦思索,在醜陋的人性中尋找靈魂的出路,終於釐清了親情、愛情和人情以及情感昇華的真正含義,看到了尊嚴的價值。父親尊嚴的死去,一生正氣,不為官宦而屈膝,至死關愛「反黨」女兒;母親尊嚴的活著,清廉勤奮,白眼下不亢不卑,守住了一個母親對自己女兒的承諾;也有不少朋友,為追求理想數度入獄,無怨無悔。我一改從前「天上有漏洞,提醒執政者補補」的想法,不但自己要尊嚴的活著、還要爭取社會公益、公平,爭取政治民主、政府民選。獄中歷煉,為我以後的人生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九九零年,我唱著鄧麗君的《漫步人生路》,告別了五年多的鐵窗生涯。

回家  將會有尊嚴的回去!

出獄不久赴港獲得政治庇護,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被迫流亡美國,至今又過去十多個年頭了,嚴格意義上來說,我的一生中大半的時間沒有和父母姊妹生活在一起,雖早已為人妻為人母,但依然時時刻刻想念著自己的家鄉和親人,尤其是年將屆百歲的外婆,一想起她說:「我不死,我要等到我們家『二胖』回來」的話,我的心就陣陣刺痛。

外婆呀,我何曾不想回家看看,何曾不想再吃您做的菜肴,可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種遭遇,我不要再承受,不僅是三個兒女和家庭的需要,更因為今天的中國雖然經濟飛躍,卻沒有帶來政治環境的改變,依然是同一個政權、同個黨,同樣在殘酷封殺爭取自由的聲音,同樣不斷將那些有憂國憂民異議人士、維權者關進監獄,與往昔幾乎無分別,像對王炳章的綁架,對郭飛雄、張林等人的抓捕,與我從前的經歷多麼酷似,回國後等著他們的是監獄、是妻離子散的慘痛。就算流亡海外又能獲准回去的,說甚麼話、訪甚麼人,必須要受當局的限制,必須按他們的要求去做,還要忍受被全天候跟監。

雖然我和地球上所有的動物一樣擁有愛和被愛的天性,可是我更有和動物不一樣的尊嚴和對尊嚴深層的理解。孟子訓導:「呼焉而與之,行道人弗受;蹴然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尊嚴,古人守之,洋人倡之,吾今擇之!

我會回家,會有尊嚴的、無條件的回到那生我養我的地方,看看親人和朋友數十年後的模樣,在父親墳前磕三個頭、點三柱香。總有一天,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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