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華 《讓所有異議人士有尊嚴地回家》

e68891e8a681e59b9ee5aeb6-8964homecoming1「六四」二十周年即將到來,八九年的星星點點仍鮮活地保存在記憶中。每次重看當年的錄影帶,總是極為激動,難以自已。千百萬人聚集在北京街頭和天安門廣場,滿懷興奮、緊張、驕傲、試探、焦慮;有旗幟飛揚,也有被單大褂上潑墨而就的口號;有卡車上的鑼鼓,也有個體戶組織的摩托車隊。在這些五花八門的表達裏,湧動著不可遏制的渴望和創造活力。而激發出那種渴望和活力的,是當時幾乎觸手可得的作為政治公民的個體尊嚴。

當時廣場上最流行的歌曲既有《國際歌》、《國歌》,也有《幾度風雨》和《血染的風采》,人們唱起來都充滿著作為共和國公民的驕傲和自豪,甚至常常在自信中帶著些調侃。另一方面,戒嚴令剛下來,學生還都集中在廣場,二環路外居民區裏的男女老少已經互相招呼著,成群結隊地跑出家門攔截軍車。大北窯、安貞里、六里橋,⋯⋯,除了部隊大院密集的五棵松方向,到處都是攔阻軍車的洶湧人潮。其中,學生的直接參與極為有限。這些既是北京市民嚮往公民參政和個體尊嚴的明證,也是八九民運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獨特風采之一。

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中國沒少見識大規模的群眾集會,但絕大多數都是同樣的旗幟、同樣的口號、整齊的列隊、整齊的步伐,即使是歡呼奔跑,也是面朝指定的方向。類似表演曾重現於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令人恍惚似乎返回到幾十年前的大型團體操表演。公民參政並不必然扼殺個體的創造精神。強調服從和整齊劃一的大一統,也並不是真正的公民參政。參政議政的前提,正是承認社會群體有不同的利益,要通過不同的政治意見和立場來表達,也要借助爭辯討論相關政策議題來保護伸張。八九民運的高潮發生在中共高層意見分歧的時刻。在統治集團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的那幾天裏,中國人特別是城市居民,品嘗到某種「政治成熟」的體驗,政治熱情和政治自律同時並存;對民主的要求和如何實踐民主的疑慮,也始終伴隨著運動的全過程。公民尊嚴和公民個體的政治責任,同時落在參與者肩上。

在這個意義上,八九民運為中國經濟增長後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變遷提供了最可寶貴的實踐經驗與方向——還公民以政治權利,讓政治異議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為不同社會利益集團提供公開透明的博弈空間,以追求社會公正與公平為基礎原則,建立成熟的政治體制遏制貪腐,通過堅持原則的實踐,重建社會對正義的信心。甘陽討論韋伯的政治思想時,曾特別強調現代社會裏,利益多元分殊是政治制度必須走向民主的歷史條件。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的利益多元分殊已極為強烈,承認並容納不同政見已經刻不容緩。

建設一種能夠容納不同政見,甚至鼓勵不同政見相互交鋒的社會氛圍,有待持續不懈的多年努力。但萬里之行,始於足下。讓所有異議人士都能有尊嚴地回家,不但切實可行,也是奠定原則基礎的第一步。「公民」首先是一種政治身份,「公民」的尊嚴在於充分使用自己的獨立意志來參政議政。沒有參政權的市民和農民,談不上尊嚴。他們的尊嚴隨時可能被專橫跋扈濫用職權的官員踩在腳下。類似的事例,在今日中國難道還少見嗎?

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氛圍中,曾經反覆辯論過取消「反革命罪」的問題。最終,這項罪名被今天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所取代。在這種種以法律名義實施的暴力專政下,成千上萬僅僅是表達了不同意見,或試圖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普通公民,身陷囹圄,很多人從此不見蹤影,「人間蒸發」。
「六四」鎮壓中,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人受到傷害、迫害、牽連。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僅僅那些敢於向丁子霖教授公開表明身份的受難者家屬,到一九九四年已有大約二百人。考慮到絕大多數受難者家屬其實都選擇了保持沉默,我們可以說,「六四」不但奪取了很多人寶貴的生命,奪取了更多人生命中極為寶貴的時光,而且嚴重摧殘了中國社會裏艱難萌芽的現代公民意識。

「六四」鎮壓後,很多人因為支持民運而先後入獄,有些人沒能活著離開那裏,曾和孫立勇一起坐牢的路洪澤是一位;我在廣場上結識的溫傑是另一位。當時聽到他因獄中延誤治療不幸去世的消息,非常難受,好像又看到他在廣場上,非常焦慮地試圖說服我,希望能採取措施,減少諸如樹立民主女神像這類容易刺激政府的動作。我們意見或有不同,但專政機器一旦開動起來,就只剩下敵我之分,主奴之分。只要沒有和統治者站在一起,你就無法再享有公民的尊嚴。溫傑這樣的人,有何具體的想法和願望,早已被完全忽略。

我本人屬於幸運的少數,成功逃亡到海外,重新進入和平生活並恢復學業。在無視公民尊嚴的中共當權者眼裏,奴僕也是分等級的。我的家庭背景幸而有過短暫的特權,大多數親屬先後輾轉出國。但我也有過這樣的經歷:為了無辜受牽連的親人,下決心入籍為美國公民,但在赴香港和親屬見面時,仍然受到阻撓。為了十五年來第一次難得的機會,出於不忍,也是出於妥協,我同意了對方的條件,不參與任何公開活動,更不必說政治活動了。在香港的那幾天裏,有沒有人跟蹤?有沒有人監視?不得而知。可以確認的是,我到了一個中國轄區,沒有受到直接的迫害,但是,是在主動放棄現代公民正當權利的前提下。這是沒有尊嚴的回家。

可以想像,丁子霖這樣的「天安門母親」,李海這樣曾經入獄的八九學生,「六四」以來一直致力於尋找受難者真相,他們生活中的尊嚴受到過多少欺凌侮辱。事實上,二十年來,「六四」前後的政治犯陸續獲得釋放,但他們返回社會的道路充滿荊棘,政警部門在國家稅收支持下,持續不斷地威脅恐嚇所有曾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普通公民。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公民又陸續因為參與各種維權活動而成為新的受害者。自從互聯網進入中國,類似的消息幾乎天天出現。很多普通公民,僅僅因為網路寫作,僅僅因為不滿地方豪強,僅僅因為通過正常管道依法申請遊行,就曾被捕坐牢或強迫勞教。即使他們被拘押的時間比起五十年前來,相對要短得多,但他們被釋放後,仍然被官方視為潛在威脅。在員警和國保的持續騷擾下,他們的日常生活又會是甚麼樣子。對他們來說,回家的尊嚴又在哪裏?

讓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尊嚴,首先要讓那些敢於爭取自己公民尊嚴的人受到法律的保護。沒有主權在民,沒有還權於民,所有反貪腐的言談,都不過是口水和泡沫,是中共政權為了保護自己的政經利益而反社會反人民的煙幕彈。真正對中國負責,對歷史負責,就要讓所有的政治犯都能有尊嚴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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