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華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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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出生,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一九八九年四月,她代表研究生院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高自聯)常委會,組織參與各種活動,直至六月三日因病住院,離開天安門廣場。「六四」後,她是二十一名通緝學生名單中第十四名。現流亡美國,居洛杉磯市,曾就學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並獲該校碩士及博士學位。


「為甚麼在最危機的時刻我沒有和那些死去的人在一起?從哪一點看,我比他們更有生的權利?得知我父親去世的消息後,這種對自我生存價值的懷疑到了一個極點。其結果是我不得不面對生與死的選擇,並且解釋為甚麼自己不能選擇死。沒有理由,沒有任何冠冕堂皇、道義上站得住腳的理由。我只能面對自己的醜陋和無能。
我以為,支撐我堅持到逃亡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我的求生本能。因此,在海外每當面對歡呼或花環之類的場面,我就有小丑做戲的自慚。這一點加上我對符號式生存的恐懼,使我得以繼續自己對普通人生活的追求。我當然無法忘記『六四』,但我也懷疑我真的能為國內的人們做甚麼?加上『六四』帶給我的害怕承擔責任的後遺症,我選擇了和其他許多流亡學生領袖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活動靠攏組織,個人生活堅持獨立。」
(《中國的良心-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九九三年六月,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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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識於一九八九年,
我們分手在「六四」鎮壓後,
「六四」是中華民族肌體上的潰痛,
持久損害著我們的民族健康,
只有重揚八九民運的精神,
才能為中國找回青春,
找回正義,找回真正的民族精神。
感謝你們堅持不懈的關注、努力和奮鬥,我們戰鬥在一起。
-王超華 2008年10月  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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