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京《「八九六四」之後的我》

e68891e8a681e59b9ee5aeb6-8964homecoming2一九九三年,當我受邀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編的《中國的良心》寫稿時,頗為書名之沉重猶豫。同時我也很期待經歷了四年之後仍堅持民主運動的海內外中國人能夠反思、反省、反悔,所以寫了「沮喪的回省」,表達出在日本被出賣後的精神思想。那時,我仍然對北京政權、對日本政府抱有一絲期待和幻想,以為它們最終會明白,我們的民主運動在道義、實踐等方面都是在幫助它們維繫社會秩序。

一九九七年,當我再次收到香港支聯會主編的《回歸的挑戰》約稿時,我以「社會改進黨人對中國民主化前景的展望」為題回應。那時,我明確了自己的定位:社會改進黨人或曰無政府主義者,與所謂「左派」(即毛派)的「經濟平等、經濟專制」性質,鄧小平集團的「經濟自由放任貧富懸殊、政治專制」性質,所謂「民主派」的「經濟放任貧富懸殊、政治自由」的性質區別開來,堅持「經濟平等、政治民主」的自由社會主義(即「安那祺主義/無政府主義」)立場。這個立場至今沒有改變。

回想起來,當我一九八五年考上當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唯一的社會學專業留學研究生時,頗有抱負要「創建」中國的社會學。一九九二年,我作為大阪大學第一名社會學博士畢業時,卻沒法在中國或日本的「學術界」混一口飯吃,因為那時的北京政權駐日公使唐家璿與日本文部省進行了一個小小的交易(「趙京破壞中日友好」),把我趕出日本的大學(我也從未再進入其中)。這使我懂得,所謂「學術自由」在「國家利益」面前是多麼地一錢不值。唐家璿因為其「殺一儆百」(全日本被取消國家公費獎學金,被趕出日本大學以及被剝奪護照權利的只有一人)的手段獲得靠「六四」國難發跡的江澤民的賞識,後來高升到外交部長、國務委員職位,可見北京政權鎮壓、出賣本國公民的專制本性。

一九九五年,我迫於沒法從北京政權和東京政權那裏拿到「結婚證明」,特別是面臨即將出世的後一代在日本沒有任何身份的現實,逃離「社會主義者」(日本社會黨首領村山富市)佔據首相官職的日本,開始了在美國的無國籍難民生活,並投身到反戰、反失業、爭取醫療保險等社會正義的運動中。二零零四年,當我下定決心去美國移民局CIS申請護照時,被告知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調查我的背景,移民局不能批復我的申請。時至今日,我通過各種途徑(包括國會議員)詢問,都被拒絕,理由是甚麼呢:「國家安全考量」!對於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者來說,還有甚麼比這更高的獎狀呢?如果FBI對我不屑一顧,那我在美國的這十幾年工作有甚麼價值?

回顧自己自從一九八零年無意識地參與清華大學的學生會選舉以來與北京的專制政權、日本的軍國主義兼排外種族主義,以及美國的帝國主義的一系列鬥爭,我更堅定自己的信念:如果允許我再一次選擇,我還是會重複被出賣、被壓迫的生活;只要北京政權不具備尊重人權的合法性,我寧願再堅持十幾年的無國籍政治難民身份,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向北京政權效忠。與此同時,我也作好準備,不畏懼美國政府把我驅趕出境。因為,在今天的不公正的國際政治體系中,只有當所有人都獲得了自由,才能有我的真正的自由。

作者簡介: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cpri.tripod.com所長,人道中國h-china.org書記(美國聖拉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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