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江 《探索和知行合一》

e68891e8a681e59b9ee5aeb6-8964homecoming1文革期間,我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度過了幼年和少年時期,不時挨餓和疾病襲身。那時羡慕三大直轄市同齡人的生活,因為父母的出生地和生活地的緣故,我自視源於大城市,而拒絕「蠻夷之地」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同與出身論混雜深鑿腦髓 。此地多有受難「賤民」和被「改天換地制度」折磨成一貧如洗的人, 每遇無視懵懂或甚而歧視。

1978年底到1980年,大字報、民主牆和民刊,形成民間推動變革的重要助力,官方也開始相對開放書報刊。 呼和浩特也有幾個張貼大字報的地方,我時常看大字報,其中數篇涉及「內人黨案」,令我終身難忘,大字報成為我的初始啟蒙,瞭解這是民間表達的媒體形式 ,特別是中共執政封民之口如同避孕和殺嬰相結合的統治術,大字報的形式成為民間自由表達思想和傳播資訊的主要形式。 後來我又讀了《一份血寫的報告》,聽受迫害者講述和他人評論,開始區分民間傳播和中共媒體,也懂得一些方法鑒別中共媒體消息。1983年反精神污染後,開始有意識反抗制度性洗腦。但對如何安身立命,倒像是行動上的侏儒,也許鄧小平實用主義對我影響不小。比如高三時,為了考入北大,按照極權體制塑造,改善競爭位置,入了團。當時我的社會政治意識,並不能自動轉化成知行一致。

1981年中共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取消「四大」,我憤憤不平,但不知如何找到民間有效傳播的替代形式。1985年,我進入北大,瞭解到大字報除在群情激憤下,才可能短暫存在。不久發現口頭傳播是一種替代方式,收聽美國之音和BBC,傳遞敏感雜誌如《中國之春》、《爭鳴》,是一種相互啟蒙的方式,同時也結識一些境外記者,和他們聊天,有時也告訴他們北大學生動態。

86年初,北大歷史系學生張曉輝和李才安,因為書寫《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被捕,知道他們消息後,我開始在北大傳遞他們被捕消息。在我知道劉剛在校園張貼尋人啟事時,極佩服和深受啟發,也在學生宿舍張貼尋人啟事。

在北大,感受激揚明辨的氣氛,但是如果這種明辨而不行動,只當看客或搭順風車,久而久之,明辨變為犬儒,或進一步媚權媚俗,參與制造更加混沌的專制社會。 尋找事實, 探索和分析社會災難的原因,參與學生運動,是轉化明辨為行動的一種可能,也是改變自己的途徑。1985年直接感受中共基層組織如何動員和如何控制學生運動。1986年12月底和1987年 元月直至學運。開始自認膽量不小,敢於在三角地戲弄官方說客,也敢於在元旦10時在警方監視下,進入天安門廣場,與數十名學生和老師一起與數倍於我們的警方對峙,但下午2時不堪壓力逃離廣場,知道自己不像蘇格拉底或譚嗣同一樣堅持信念。這天晚上我加入遊行並提出釋放全部學生等四條請願要求。1987年後讀到介紹甘地的書籍後,知道自己需要不斷磨練意志,克服恐懼。這一年開始瞭解北大1957年的校園民主活動。

1988年3月北大小字報,號召去人民大會堂前擦皮鞋,我的朋友答應找我,但他沒來,我在宿舍空等,後來約20人在廣場靜坐。我十分後悔錯過這樣有創造的公民抗爭行動。1988年5月4日參加第一次草地沙龍討論,結識和觀察劉剛和幾名青年教師沙龍組織者,與方勵之和其他知識分子交談,受益匪淺。公開的討論和沙龍成為一種爭取自由表達的形式,後來我也參與組織沙龍討論。88年6月,發生北大研究生柴慶豐被流氓打死事件,一些同學公開出來組織抗議活動,在三角地集會講演,學生自報姓名,組織了行動委員會,我也參與其中。一系列的行動,建立了活動網路,也學到一點識人和突破控制的本領。

1989年4月17日晚,我參與遊行,幾年的學運經驗,我意識到學運開始必須提出明確的請願條件,具體請願物件等,這樣我在遊行過程中,草書請願條件,徵求參與者意見,完成遊行請願七條。回想這七條,有一些遺漏,正如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過程,我也有幾個盲點。

「六四」鎮壓後,開始希望多堅持幾天,但還是逃亡,直至被捕。我採用避實就虛、避重就輕。除了在廣東被捕兩周內,犯了一個錯誤,導致幾個在廣東幫助我的朋友被傳訊幾次以外,後來的提審,儘管如車輪戰,也沒再出錯,重大問題都設法搪塞過去。回想坐牢的經歷和其他經歷有讓我感到驕傲,是為人的尊嚴,也有羞愧,重犯相同的錯誤。

85年89年參與學運和第一次坐牢經驗,使我加深對社會和政治的認識,從失敗中學習,瞭解自己的弱點,在行動中磨練自己,堅持實踐公民權,挑戰自我。

1991年出獄,起訴中國政府濫用權力,聯絡同仁,尋找有創造的抗爭方式。面對不間斷騷擾,其間說客招安、監禁、 威脅、毆打……,1997年逃離中國大陸。

人生不是搭順風車,逃離中國後,生活面臨另一種挑戰,也屢遇挫折,我視這種挫折為有自由選擇權的公民在民主制度下所應承擔的責任。2003年,孫志剛在收容站被打死,回想 1995年當局為防我在「六四」期間串聯和懲罰我,也曾被廣州火村收容站收容47日,看見打人導致傷殘2名,環境嚴酷,我絕食抗議20餘日,出獄體重下降近40斤。後悔沒有及時紀錄公佈收容所內幕。2003這一年我從瑞典搬家到倫敦,兩次被房東非法驅逐,其中一次暴力驅逐,導致無家可歸,控告他們,法庭判其有罪。我也學到不少在民主社會,公民如何保護自己的經驗,比較在中國和在民主國家的經歷,更有迫切之責:探索如何轉變中國專制制度,如何保護和改善現存民主制度?

作為獨立公民,所思所行,仿效先哲、先賢,不停探索,磨礪思想和行動,生命不是苟且而活,而是不斷思考學習,自我啟蒙,堅持和知行合一。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