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江 《醒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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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出生。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大學數學系就讀。曾參與組織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學運。「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起訴天津市公安局、公安部、國務院侵犯公民權利。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參與公民上書,後數次被捕和被監視居住,一九九七年輾轉流亡海外。曾就學於威斯敏斯特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現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在讀博士生。研究領域包括政治和媒體、比較政體和國際關係、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現居英國倫敦。

擴展公共空間 建立公民社會

如果將八九民運的學生照片拿出來對照,二十年後邵江面貌輪廓沒有太大改變,但見右臉顴骨上有一大塊黑青瘀斑,問他是不是意外撞倒留下瘀傷?他說:

「不,這是天生的。以前很小塊沒那麼明顯。早前的確發生過車禍意外,1989 年被捕後,其實我身體狀況一直不好,差不多每年至少有一兩次失去知覺,幸好有人在旁照應。九七年以後,我到了瑞典,毛病好像不藥而愈,所以我也大意了。去年年底我出了一次車禍,騎自行車被汽車撞倒,之後把老毛病也帶回來了。今年七月可能比較累,忙著呼籲抵制北京奧運和從事社會活動,一下子失去知覺,前額撞倒門框上,五分鐘不知發生甚麼事。英國急救系統很好,搶救及時,現在沒事,不是這次意外弄來這塊青黑斑,鼻樑有點歪,是1995年出獄後,被流氓和便衣打的;頭額上這道疤痕,是這次意外留下的。」

「流亡海外的生活是不是很不開心?」

「人在海外,生活保障基本上還可以,所以身心很快就恢復過來。我自小曾在內蒙待過的,當時對大陸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沒有太深的理解,到我自己在瑞典做難民,才有較深刻的體會,明白即使政府要投入較多資源給邊疆地區,包括給蒙古族學生用漢語考試,然後在升學高考中加分,我當時覺得這對漢族被迫留在當地的第二代人很不公平,但是並不理解中共的民族統治的實質是殖民掠奪和同化,實際既拒絕少數族裔可以自由選擇的權利(當然也拒絕所有人公民權),又加劇族裔衝突。我在瑞典作為少數族裔的生活更理解中國大陸少數族裔的絕望處境。瑞典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發展相當文明的今天, 福利制度很好,制度化保障移民學習瑞典語,但制度上仍然不太鼓勵移民發展和創造,比如在少技術和知識含量的工作,移民需要與當地人競爭瑞典語,有技術和知識含量(特別是社會科學)的領域,無論尋找學習和工作的機會,移民首先精通瑞典語,然後通過瑞典語精通英語或用英語,德語和法語競爭,我自己不想老靠福利救濟,也覺得生命有限。我想,既然出來了,跟那些坐牢的,被當局迫害沒有公民權利的人、被當局殺害的人幸運得多了,至少在海外我可以知道這些國家的民主體制是怎樣運作的,有何經驗和教訓,社會制度是怎樣演變過來的。用英語,我可以直接開始我有興趣的研究,而且會比較容易找到謀生工作,所以我決定來英國碰運氣,

「現在是拿甚麼護照?是拿難民護照來英國的嗎?」

「我以英國作為長久居住地, 拿瑞典護照。因為在英國,假如我拿瑞典難民護照,若超過半年或想找工作必須取得簽證,非常麻煩,所以我在二零零二年申請瑞典護照,這樣來往歐盟國家和美國就可以免簽了。不然的話,拿瑞典難民護照,連託福考試報名都要和ETS電郵7個月,離開北歐要每個地方申請簽證,經常被拒簽,,又不能找工作,包括幾乎不可能現在在英國工作上學和研究,外國學生學費是歐盟學生的四倍。」

「現在生活狀況穩定嗎?」

cimg2068-e982b5e6b19f「穩定,我現在有工作,在瑞典就不行。我一邊工作一邊研究,工作夠付生活費和學費。我主要研究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等。我的博士論文是專門研究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全面控制後民間所辦的民刊,即地下刊物。這是民眾有意識的自我啟蒙活動,民刊是無權者主動追求公民權的一種嘗試,由一九四九年研究到一九九四年,因為九四年便開始了互聯網的傳播。」

「有沒有打算回國?」

「有,我母親在二零零三年腦溢血開顱,快不行了,病危通知。我想回國,公安局跟我姐姐聯繫,公安局說你回來就要寫兩份東西,第一份交代你怎樣在監視居住跑到香港的;第二份是回來後不能發表任何言論。我不接受,後來母親搶救過來了,就沒再說這個問題。今年三月份西藏事件前,國安局及公安局也經常去我家,約二月便告訴我家人,要是我回來就必須要報到。報到就是給關押起來,監視居住或頻繁傳訊,他們1995年6月就有這種報到的說法,這是我在1995年6月6日以後到1997年3月底逃離大陸的經歷。目的要警告和威脅你,回去是沒有自由的,所以我也不回去了。我想,要是拿個簽證可以回去,我要清楚知道所謂報到是有甚麼法律根據嗎,是中共的嗎?他們大概不會發我簽證,即使發我簽證,我回去他們要來抓人,父母身體不好,尤其母親飛機都不能坐,更不能驚嚇。現在,我跟國內家人平常的聯繫是用電話,常常聽到雜聲和回音的,有公安截聽,像最近跟父親談到毒奶粉事件,他說這是道德問題,我說不能泛道德化,其實這是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生的政治制度問題,一講到這些就聽見裏頭亂七八糟有雜音的。類似的事情很多的,幾乎每次打電話談到敏感問題都有。所以我跟國內其他朋友聯繫,一般都不打電話,既昂貴又不安全。用網路很方便,可以用SKYPE,但中文版有木馬病毒程式,我建議國內的朋友學點英文,直接下載英文版,天空可以更大一些,不要下載中文版。簡體中文版非常糟糕,電腦軟體商已跟中國政府達成協定的,所以用電郵我也建議不要用國內的伺服器,申請gmail等比較保密性高一點的,最好用海外的伺服器開網頁或博客。我們跟國內朋友的聯繫方法可以變通些。其實,這也是一種心理適應,要是長時間承受那些監控的話,一定要主動突破監控;如果長時間將監控視為自然,不去爭取自己的天空,人將變異。我覺得,普通中國人真的甚麼都沒有了,沒有任何個人的生活,也沒有任何的尊嚴,日常生活時時提心吊膽,禍從專制降,天天監視著你,挺難受得了。所以我幾次出獄之後,首先就想要走出去。」

「怎樣看『我要回家』運動的訴求?」

「我覺得這個回家的權利本身是公民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應該努力爭取的。從爭取小小的維護公民權利的活動和過程中,有可能會帶動整個社會的變化,即使暫時不能看到效果,積累下來也能產生很大的變化。我研究很多國家的民主制度是怎樣發展過來的,包括英國,瑞典,和東歐、蘇聯的轉型,每一代都必須要有所堅持,尤其公民意識,做一點點小小的事情,就能帶來轉機和改變。當然也有可能會失敗,但可以汲取和積累經驗。現在共產黨很成功,我想,原因就是它把民間公民抵抗的所有努力全都給抺殺掉,把有公民意識和敢於反抗的人,不是關進監獄就是鎮壓殺掉,新一代要從零開始學。其實,對民間而言,需要從幾個維度去改變,首先是自己個人的公民身份,要創造你的抗爭;同時進一步是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向過去歷史事件中學習。多從各個層面的不同維度去思考,喚醒公民意識,拓展社會空間,有創造地實踐公民抗爭,想辦法從海外到國內聯合起來。」

「有思考『六四』二十周年怎樣籌備嗎?」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進行的,像今年奧運會前,我準備了一年,在大赦國際開了一個博客。我反思中共鎮壓『六四』的成功在那裏呢?中共有了三年時間就把國際對『六四』的制裁壓力瓦解掉。第一次申請奧運沒有成功,因為大家對天安門屠殺有深刻印象。到二零零一年再申請,國際在中國得到許多利益,民主國家以及內部有不同的利益和矛盾,加上中共對外選用不同的利益誘惑。這樣,我在奧運開幕一年前用英文直接寫博客,經常跟非政府組織、議會議員、不同背景的當地人等交流意見和同道共同抗爭,我也學習了民主社會如何從事社會運動。像西藏事件,許多人回避民族自決權,實際這是人權的一部分,當然還有其他的部分的人權都很重要。實質上,我們面對同一個極權制度,如何轉型這個制度?照眼點首先是要認清自己是一個公民,必須以公民的方式推動社會的正面變化,也讓自己有正面積累。否則不改變的這些的話,這極權制度就有拓張性,自我人性之惡共同作用,將我們自己也改變了,連身處民主國家所能享受的權利也會慢慢喪失。我理解中國問題是從幾個維度推演,一是歷史的不同代際的推動,一民主地區各種力量如何在全球化的交往過程如何應對和前瞻,民主國家怎樣保持和完善民主制度,是恒常關注的議題。目前中國官方成功地把這些割裂開來,橫的把歷史的代際打斷、切開,鎮壓民運,不同草根,異議和宗教團體和個人,民間失去組織動員的力量;縱的就是利用國際利益不同,能沾到龐大經濟利益的民主國家得益人或階層甚至整個國家會自動消減對專制政權的壓力,甚至助紂為虐。」實際上,即使民主國家民間每一代都需要努力,否則民主制度會被蠶食和公民權也會喪失,這種現象在歷史已經出現多次,民主與專政在一個壓縮的時空中並存,誰轉換誰?歷史沒有終結。

「中共政權能維持多久?海外民運跟內地維權可以怎樣配合起來?」

「現在要看幾個方面的因素互動,國內維權是一部分,他們意識成熟到甚麼程度,發展規模是怎麼樣?還有就是中國內部制度結構的穩定和變通與否,另外就是國際局勢的大環境如何。我很難預測,基本上,我的態度是不給他算命,做一步算一步,如果這幾年我把自己的計畫推進,明天我死了也認了。國內維權運動的難度很大,中國幾代民運人士草根,異議和宗教團體的想法和做法不都一樣,對公民或民主概念,包括怎樣操作都有分歧,民運如何結合要有起碼的共識,包括國內的家庭教會,各種背景的人之間怎樣溝通等。我們共同面對的專制政府施虐。解決這問題的辦法就是經常要開放溝通,理解對方處境和局限。我們要比政府更聰明才對,不要總跟著它的話語系統,如它的權利、憲法框架內糾纏,像早期的維權堅持在憲法範圍內的權利,這本身有矛盾性,因為承認這部憲法共產黨領導,党比法要大,天安門或什麼地方一開槍,什麼法和在憲法內維權都不存在了。這個政權和民主的憲法框架是抵觸的,我們必須要有超越中共意識和話語形態的民間思想和行動,個人的維權如何超越僅僅是短暫的功利目標,怎樣單獨個體維權合成無權者的集體力量,又不能把個人自主和獨立抹殺掉。這是很大的問題,也是當下的困境。現在流亡海外的好處是,我可以比較系統的研究其它國家政治制度的轉型經驗。像海外西藏運動,非常成功地讓全世界注意到。西藏人花很長時間跟印度學抗爭運動的傳統,今年3月和隨後的抗爭影響力不亞於八九運動。另外,國內外也有很多知識分子也嘗試從我們自己的歷史去尋找一些民間獨立和抗爭的傳統,社會活動人士努力使社會脫離專制的控制,可從歷史中學或從其他地區的經驗和教訓中學習,然後內外連合起來做,,時不我待推進向民主化的轉變。」


擴展公共空間,建立公民社會。
-邵江 2008年10月2日  英國倫敦

參考文章
北大追憶

1985 年,我開始在北大的大學生活。我的專業是計算數學,興趣不濃。那時課外講座頗多,哲學、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歷史和藝術等,有時跨系聽課,興趣所在,暢遊不止。許多老師、學友專業出色,涉獵頗廣,見識獨到,人格獨立,激揚明辨,俠義忘我,堅韌不屈……,讓我心儀難忘,終身受益。

數學系和概率系剛剛分家,但仍在一起上了一年半的普通物理。力學由李淑嫻老師主講,電磁學和近代物理由張老師主講。李老師第一課是芝偌的阿基里斯追龜悖論,講解時空的概念和對這一悖論的幾種解決方法。課間休息時,幾位同學開始以幾套數學公理系統、概念和推理提問和質疑。像這樣的課和講座,那時不少。張老師也是UFO的研究者,他解釋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是物理學可以解釋的,什麼是物理學不可以解釋的。他也解釋從亞里斯多德、伽利略、牛頓到愛因斯坦的理論,每一種理論都有局限,要不斷面對客體的檢驗,同時不同的理論需要競爭和發展自己,理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我對所謂用一種理論指導一切、領導一切,開始懷疑。數學、物理學和邏輯學,使我頭腦清楚了許多,多了觀察世界的方法。

我選擇北大其中的重要原因:被她五四時期的傳統所吸引;北大可能幫助我解除疑惑和結識同道。

我對社會的認識是從1979年開始的。1979年大概是1949年以來,人們公開討論社會問題和自我啟蒙最重要的一年。那時我在呼和浩特市開始上中學,下學後經常去幾個張貼大字報的地方看看。其中有幾篇涉及“內人黨案” ,令我終身難忘。我讀《天安門詩抄》和回憶四五運動的文章,“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 撒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使我激動;“秦王漢武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卻讓我沮喪,因此時常對現世悲觀。

1979年到1980 年,胡耀邦主持對右派部分平反,我奶奶得到“批准”,與我死去的爺爺重婚。先前我只知道有一個病死的爺爺,不知他因右派在勞改中死去。這也促使我探索研究祖輩歷史。說探索和研究,是因為父母怕我惹事,在70-80年代從不談敏感問題,有些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有些是他們刻意隱瞞,或大段重複官方對歷史的評價。祖母和外祖母從80年代開始選擇性地述說。那時我一直希望瞭解反右和相關歷史。我的爺爺和他的一代人在國共衝突中,什麼因素影響他們的選擇?他們是否有其他的選擇?1949年以後他們如何生存?身處災難之中懷有怎樣的心願?

在北大,我讀中西社科書籍,和學友討論歷史和現實,彼此質疑。我認識到在中國建立民主和法制,是防止歷史悲劇和走出歷史惡性循環的必要條件,也是現時的緊迫要求。我閱讀民主牆、文革、反右、五四、辛亥革命、戊戌變法等方面的社會科學書籍,研究民主理論,瞭解許多先哲和先輩知行一致的生活,更結識了一些前輩學長同道,聽他們講述被遮罩的事實,與他們交往,探索如何改變現實和我們自己。

第一次聽說林昭,大約是在1987到1988年之間。那時我在北大讀書,經常與學友、老師討論北大的歷史和傳統。從而知道了許多北大右派的名字:陳奉孝、張景中、楊路、劉奇弟、譚天榮、林昭……,讀到張元勳和沈澤宜的《是時候了》那種正義之聲。但那時我不知道《廣場》、《紅樓》和百花社的具體細節,更不知道他們被打成右派後的經歷。在北大的所聞所見,我也認識到北大的多面:有探求民主、科學自由之路,也有犬儒主義的市場。

1991到1995年,北大許多老師學友星流雲散,新文化和五四精神的傳承者苦苦掙扎。那時,我不時拜訪北大老友,聽他們講述林昭仗義直言,被打成右派,獄中寫血書,以生命餞行自由之路,張元勳巧計探望,林昭被殺後當局向林母索要五分錢子彈費,林母瘋,流浪上海街頭,不知所終等等情事,聽後震撼不已。

林昭之路,是追求真理、探索自由之路。這條路不斷有叉路,充滿誘惑,人們可能常常遠離它,甘願或權宜地回到無知的狀態。知道林昭是幸運的,使我儘量擺脫浮華和虛榮。林昭的存在提醒我不能生活在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之中,不能以權宜之計對待生活。
在北大的探索沒有結束,這是我終身的志業。面對悲劇和困惑,我並不孤獨,與先哲、先賢、學長和同道同在。

寫於2004到2006年
邵江,數力系85級。定居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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