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小吉《 八千里路雲和月》

e68891e8a681e59b9ee5aeb6-8964homecoming2我是一九八六年考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國際法專業碩士研究生的,之前我在江西財經大學教了四年英語。一九八九年春,我剛剛結婚,即將畢業。中國政法大學是個學術思想很前衛,政治活動很敏感的地方,當時的校長是江平先生.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十七日中國政法大學師生率先上街遊行,去天安門廣場表示悼念,沿途受到許多市民的歡迎支持。二十一日法大師生又連夜遊行去天安門廣場,靜坐一夜,參加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會。之後法大學生自發組織宣講團,由我負責,去附近幾所大學演講民主人權,呼籲政治改革。四月二十五日我和幾位本科生在法大校園設立廣播站。北京四.二七大遊行,我和幾位同學輪流抗著憲法第三十五條的看板走在法大隊伍的前列。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政府主辦與北京高校學生的對話會,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主任何東昌等人出面,會前李鵬與袁木就如何控制這場對話討論了一上午。政法大學派了四位學生代表出席,除我是研究生外,其他三位是本科生。我在會上與之前其他各校代表的發言不同,我首先要求開啟真正的平等的合乎程式的對話,而不是舉辦這種由官方指定的表演性的虛假對話。當晚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實況轉播了這場對話會,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政府首次作這種廣播。我的發言在社會上,尤其是在校園裏引起廣泛共鳴。此次對話中政府的虛偽進一步激怒了北京學生,從此要求平等公開的對話成了八九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運動從五月開始進入高潮。

五月三日北京各高校的代表在北師大召開對話代表團的成立大會。我在會上提出對話的三大主題:本次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啟動政治改革,保障憲法第三十五條的人權。我的提議得到代表們的贊許,大家當場推舉我為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召集人。隨後對話團設在政法大學,一面分三大組積極準備各項主題,一面向國務院信訪局遞交請願書要求與政府公開平等對話。由於政府方面一再拖延與學生的對話,北京學生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要求立即對話。當天下午中共統戰部長閻明複邀請一些學生代表和知識界人士到統戰部商議學運和對話的問題。十三日晚信訪局負責人來法大通知我說十四日舉行對話,十四日早我接到情報說十四日的對話仍與四.二九對話一樣,而不是政府與對話團的對話。我立即打電話質問信訪局,對方吱吱晤晤承認了,我非常憤怒,拒絕這種對話。天安門廣場參加絕食和聲援絕食的人越來越多了,到下午我接到通知要對話團立即去統戰部對話。會前我要求現場直播這場對話,信訪局長鄭幼枚說技術上做不到,因為轉播車已調往機場準備迎接戈巴契夫,但中央電視臺的負責人私下告訴我可以做到。一番爭執後我讓了一步,要求晚上七點的新聞聯播要實況轉播這場對話,鄭幼枚同意了。對話從下午五點開始斷斷續續的舉行,長桌的一邊是政府官員,一邊是對話團成員,兩頭是媒體記者,中央電視臺也在現場錄影。到晚上七點半新聞聯播結束,廣場絕食的學生沒有看到對話的實況轉播,他們來到統戰部大樓要求停止對話。閻明複等官員質問鄭幼枚為什麼不實況轉播,鄭無法回答。苦心經營的對話就這樣流產了,這裏面主要是因為李鵬政府的阻撓破壞,也有學生方面的上當受騙和操之過急。對話關閉了,絕食擴大了;戒嚴開始了,運動升級了;從要求對話呼喚政治改革轉向革命打倒鄧小平李鵬楊尚昆。

六四槍響,我開始逃亡。我知道政府在搜捕我,他們查抄了政法大學我的宿舍.我不會自首,但也不知該往何處去。六月六日我到了武漢,六月十日我妻子從北京到武漢與我會合。從武漢到蕪湖,從蕪湖到廈門,最後從廈門到了廣州。我們在三元里的農民家租了間房住下來。在廣州住了兩個月,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們聯繫上了香港專上學聯。八月二十二日晚在香港各界的幫助下我們偷渡到了香港。上船時,下著大雨,伶仃洋一片漆黑。出虎門,到香港,回首對岸中國燈火,心中十分悲憤淒涼。

在香港住了三個月,十一月二十一日離開香港到美國紐約。一九九0年八月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留在哥大法學院的中國法研究中心作訪問學者,參加魯斯基金會的中國憲政計畫。一九九九至今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臺民主沙龍熱線節目的法律評論員。離開中國十九年了,無數次夢回中國,以至後來在夢中自己都會提醒自己這是在做夢。這個夢會一直作下去,可能伴隨我一生。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是我畢生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許多人付出了生命,失去了自由,而我只是流亡而已,我還能為中國民運做一些國內的朋友不便做的事,完成八九民運,告慰在天的英靈和他們的家人。

2008年9月,紐約,為八九民運二十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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