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 《肉牢》

cimg2182馬建
一九五三年生於青島,中國先鋒作家。一九七六年移居北京,從事攝影和美術工作,曾任職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一九八四年辭去記者職務化緣流浪,走遍中國。一九八六年移居香港,曾主辦政治文藝月刊《大趨勢》,參與創辦新世紀出版社和《文藝報》月刊,創作長篇《拉麫者》、《思惑》、《紅塵》及散文與評論。一九九七年任職德國魯爾大學中文系。一九九九年移居英國。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是一部講述「六四」事件的小說,版權已經被英國、美國、加拿大、意大利、法國等出版社購買,中文版將於「六四」二十周年前出版。

死去活來  遺忘昏迷

馬建的作品能在大陸出版,但要做大量刪改。他妥協了。在大陸出版他的書,基本上不能送朋友。他說:

「《拉麫者》描寫六月四日凌晨三點,一個女孩子要作一場自殺表演。大陸出版要改成六月五日,書後面本來列了很多標語,都刪走。我曾經換過很多出版社,接觸過很多由老至少的編輯,發覺他們的頭腦都是一樣的,想要刪剪的幾乎都是相同的。在中國有這種文化現象,想文學作品能出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這代價對我來說,一開始是很反感,非常反感,我要求這本書你幫我出版,但不能刪改,但慢慢我發覺,其實他們也沒得選擇。你想要跟中國人有接觸,或者是希望能夠繼續影響他們,就必須作些妥協。妥協就是可以讓他們改,改完之後,有機會出版,等你再有機會,你的聲音可能發出的愈來愈多,而不是一種對立。

我可以在香港、台灣保留作品的原貌,沒有刪改的,反過來可見在大陸出版所作的刪改,是沒有必要的,變成了證據,因為改得真的很離譜。其中一段,我描述天葬,一個女的死了七天要去天葬,我寫到她的家,看到她被裝在麻袋裏,放在門後,我還跟著隊伍上山,看著她被切成一塊塊,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她像藍天一樣的純潔。可是,在中國版的小說,就改成是我到這女人的家裏,她打開門對著我笑,結束了。完全跟我的小說沒有關係,我看了大吃一驚,小說本來描述天葬,卻沒有天葬,反而人還活著。這種出版,你以為是一種突破,其實是一種妥協。

因為妥協,他的書被刪改到面目全非。然後,他可以經常回國了。「究竟現在回國,有沒有那種隨時會給警察抓走的感覺,還有沒有公安會讓你悄悄地消失的恐懼,覺得能有尊嚴的回家嗎?」

「中國確實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警察國家,人人都被監控。但是很多人習以為常,不感受到有警察的存在。對老百姓來說,像我的母親、妹妹,就覺得是沒有的,但對我來說卻是一直都有。像最近我回去北京看奧運,剛到家門三分鐘,警察就來了我家,即是說機場海關讓我過,沒有問題,但是全都有記錄追蹤,很快通知北京市公安局把我找到了,要談話,要見面。我說不要牽涉到我家人,不要告訴他們,隨便到餐聽喝杯咖啡談些問題,他們是來要求我訪京期間,不要去探訪監獄,不要作公開演講,不要跟敏感人物見面,要遵守中國法律等等這套規矩東西。我怎麼看呢?他作為共產黨,一個警察政府,警力非常強大,可以控制到每一個人所做的事,全都能監控得住。我認為,要『回家』的話,有一個前提是回去幹甚麼?為甚麼要回去?對我來說,我是一直可以回去的。就只是一九九六年有一次到海關,扣留了一個晚上不准出去,第二天讓我進去,但還是給他們跟蹤的。可以說,我還未到他們那種不准進去的地步,而且回去我也遵守他們的要求,沒有演講,就是有演講也會比較小心。兩年前我在上海華師大做演講,結束後,很多人來跟我聊,我問他們有沒有給帶來麻煩?他們說沒有,還說我講得比他們還保守。因為公開演講的機會不多,我會稍為在容許的底線上提高一點點,若衝破底線得太厲害,那麼以後就不讓我回去了。我想最好的一種狀態就是,別要老是跟他們走上極端,大家互相妥協一步,這樣你的空間就會愈來愈大。我為甚麼會相信空間愈來愈大,因為我知道我是對的,而且我相信他們也知道他們是錯的,這是前提。你跟警察談話,他們也說自己有問題,但是不容許讓外國人來改變他們。現在的問題,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往前的動作有點緩慢,沒有辦法一下子做巨大的舉動,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我也不認為共產黨有這個能力,在政治和經濟上能有這強大的改革能力,需要有非常強的政治手段才能熬過去。所以目前來說,要有尊嚴的回家,我是希望他們回去以後,就算有機會回去,要看你做甚麼。要是你消失了,回中國也沒意思。在海外你也可以做一個中國人,你還是能有自己的風格、性情、思想,如果作家沒有這個作為前提或總目標的話,回不回去都是一樣。我覺得,流亡作家回到中國,不能完全是一個觀光客,這種心態對作為一個有思想的詩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中國現在畢竟是一個專制社會,就算它往前推動,但作為一個批判者,不能誇耀祖國的偉大而沒有批判社會的道德責任。中國人喜歡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比較強調一種落葉歸根,但其實流亡者跟西方從來就是一種碰撞,沒法融入,也根本沒法好好活在異鄉的世界得到共鳴,其實,他們跟自己的國家和流亡國家的社區,都沒法建立任何關係和作出承擔。說白了,還是一個囚徒。所以你要回家,是因為你感到回家之後會自由。最好是我能經常自由的回去,能回去就多找機會跟人們聊天,多了解這個社會,因為只要能了解它才能描述它,才能準確把握在這世代裏,人們是怎麼想的,人們需要甚麼。人們在文學裏活得出怎樣的精神力量來?那你會發現他們的空虛、他們的空白、他們的無知。因為你到了另外的一個地方,在中國生活,你也會變得很傻,整天吃喝玩樂,消費意識非常強,作家變成一堆一堆的人,而不是一個一個的人。在英美,作家是獨立的個體,可以跟讀者建立一種關係,也會給你一種尊重。北京奧運會期間,我見了十幾個記者,每天接受採訪,西方人想通過一個作家的聲音來了解你怎樣看這個社會,怎麼看這件事,甚至怎麼看開幕式。讀者對你的一種信任,報紙找你來說一些話,西方世界是明顯的感覺到作家跟讀者之間,是一種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提供一種社會訊息,和對人性變化的觀察,如何能獲得安全感或信心,包括對人、對神、對宗教、對人性的一些看法,這些在中國,無論是作家或讀者.都是碰不得的,中國作家從來不能對自己的社會發生的任何事情作出評論。

「你的新作《Beijing Coma》,何時出版中文版,能談談寫《北京植物人》的心路歷程嗎?」

「我一直計劃出中文版的。這本書先出英文版,現在已經翻譯了很多版,即將有西班牙文、法文,已有德語、意大利語,還包括南非、以色列、南韓等都會出版譯本。這本書現在影響很大,因為按照西方人來說,『六四』是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卻竟然沒有一本書來描述,等了這麼多年,終於有一位中國作家把自己的歷史寫出來還給下一代,他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我想,我們在這個歷史時機摔倒,要爬起來回到原來的起點,像小說裏的植物人,必須活在記憶裏才能完整,不能切斷。『六四』這歷史事件,在書裏是從八六、八七年的學潮開始說起,在天安門廣場,一直到八九年三、四、五月,到『六四』鎮壓,每一天發生的事都寫在裏面,是小說,又是一部歷史記載,從李鵬到胡耀邦,從王丹到吾爾開希,一個都不少,完整的一部歷史,而且這歷史還未完成。我的目的是想把這個已經被埋葬的歷史重新復活,讓人們閱讀時能獲得一種情感、一種同情。我塑造了幾個主要人物,把這段歷史復活了,包括天安門廣場的糾察隊隊長,還有一位管財務的,最後死在廣場,而主角戴偉則被打傷成為植物人,然後其他同學的命運都不一樣。當戴偉十年以後,馬上要醒過來的一瞬間,對『六四』事件已經思考了十年,發現人的記憶是最偉大的,只要記住歷史,才能成為一個完人。而周圍的同學,那些活著的人,卻已經暫時失去了記憶,反而都變成了植物人。就在他又活過來的一瞬間,他感到死亡,因為又要進入植物人的世界,就是今天的北京。這種很大的文學上的轉移,藝術性的描寫,思想意識上對西方人的衝擊比較大,因為他們重新反省,我們這十九年做過甚麼?對於人類之間發生這麼大的事件,我們的態度又是甚麼?很多人買這本書來看,書在奧運之前和『六四』十九周年前出版的,裏面直接有寫關於奧運的描述,主角的家被拆遷,拆了小鳥窩做一個大鳥窩,而他母親因為是練法輪功的,希望把自己兒子的病治好,但母親練法輪功的整個過程,最後是走向崩潰,其實我的目的是要襯托他的兒子,兒子把自己的生命躱在自己的肉體裏,這肉體像碉堡一樣保護著他,沒有被洗腦。他是唯一一個在中國沒有被洗腦的人,他保存『六四』的記憶,一直活到一九九九年元旦。而母親一直活在這個社會,可最後,無論接觸甚麼宗教為兒子醫病,又練法輪功,最後還是崩潰了。小說接著說,坦克開過來,他記憶裏的坦克開過來,同學被壓死;同時,他的家也遭推土機壓過來,家被推倒。兒子是從一個政治廣場,最後被推進一個商業廣場,他的家被拆了變成一個商業中心。小說的結局是在王丹的那一年代,廣場是一個政治中心,而蘇醒過來的戴偉,卻要面對廣場變成一個商業中心,也就是現在我們看見的留學生這一代,他們的整個價值觀,在這十年中轉變調整。西方也討論,除了『六四』,還有人類的發展方向,或是政治的價值觀念,對共產主義面臨死亡的思考。如果出中文版的話,我計劃明年的三、四月出中文版,希望能大量發行,跟『六四』二十周年這歷史事件接合起來,最好是有能力多配合些活動。尤其想在香港出版時,可以在『六四』紀念活動的現場賣這本書。」

「這是虛構小說還是歷史紀實?」

「這本書把歷史作一個比較大的總結,直接描寫天安門廣場每一天發生了甚麼事,等如把死的歷史變成活的文學。但我要重申,不是為了讓歷史重現,而是要把歷史變得更加真實,這比甚麼都重要,因為重現歷史誰都可以作,很多天安門的文件都把歷史記載了,但這個可能是骨頭,不是有血有肉的東西。文學是有血有肉的,西方讀者閱讀和寫評論,都會談論小說人物的命運。他們大為感動,關心這偉大的母親怎樣堅忍地一直照顧植物人的兒子,覺得很了不起。其實,我覺得把誰放到中國這個環境裏,誰都會變得偉大,因為走投無路嘛,不能不做,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兒子死在那兒,會盡最大的努力,卻沒想到反而兒子還活著,保存很強的記憶,說準確點,我覺得這種良知是可以讓人活得更久,這種文學境界,不是歷史或科學可以做得到。」

「這書能在內地出版嗎?有沒有遇上甚麼批評的意見?」

「內地出版的可能性應該是零,因為整個故事就是講天安門廣場這歷史事件,文學上的處理,沒能改一點點的,一改就全書都完了。創作文學,可能會對我回國內發展有影響,投入一條死路,但我沒有辦法,當初寫作,一直想因為『六四』而跑出來的,有文筆的作家、學生這麼多,他們在幹甚麼?為甚麼最後會輪到由我來寫?我還不是一個最應該寫的人。後來我想,也許他們很多人介入太深了,反而不知道應該從哪兒開始寫起,有可能是這麼一個原因。當時我已經移居香港,是香港人,知道北京發生這事情,就回去一直留到五月二十八日,每天在廣場發生的事情,我其實是一個旁觀者,沒有太介入。王丹的演講我有記錄下來,知識分子的遊行隊伍我也拍下來,他們還走過來跟我打招呼揮手,但是我沒有加入隊伍中去。我還去了大學,在北大的大字報等也有抄下來,又跟學生們聊天。我又去過方勵之和不少學者的家,問他們對學潮發展的看法,下一步有甚麼安排?我是這場運動的旁觀者,最後寫這本小說的前因,不是因為我當時搜集資料是為了寫小說,完全沒有。其實把主角加插進去也與『六四』沒關。是因為我的哥哥在家鄉被摔成了植物人,他在街上過馬路時不小心遇到意外,頭重重摔在地上成了植物人。正好我到醫院探他時,電視屏幕就看到『六四』時的廣場清場的一刻,所有與『六四』相關的人都在逃亡。我看著哥哥,他是植物人,是唯一一個躱在自己肉裏面最安全的一個人,當時人人都非常震驚,我也恐懼,我就在他身邊,當時我問他,他甚麼都不知道,但卻看到他的手指頭在動,像可以寫東西,我還問他女朋友是誰,他動指頭想把名字寫出來。也就是說,他昏迷了,但記憶沒有壞,當時我有這種強烈的感覺,也許人的肉體會死,共產黨可以消滅人們的肉體,但是人的靈魂是誰都消滅不了,也不能消滅人的記憶,因為記憶是一種最偉大的東西,而且是不可被污辱的。我寫小說的念頭就在這兒開始萌生,然後把這想法變成在天安門廣場一個學生被打了一槍,變成植物人。如果沒有我哥哥成為植物人,我根本不會寫這個小說,恰恰是因為他是植物人又遇上這樣的歷史環境,我就把這個因素聯想在一起。所以不全是文學虛構,也不全是歷史紀實,創作過程中,我有做詳盡的資料搜集,我跟沈彤、吾爾開希等都認識,還有見過巴黎的張健,所有這些人物的言論和經歷,我都感興趣。最後在小說裏,你會發現從封從德,到柴玲、吾爾開希等等所有人物你都可以對得上,但他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包含了其他人的性格,有另一個人的一部分,因為我要把人物數目縮小,不可能寫一千個人物,要盡量的壓縮壓縮,讓每一件歷史事件的可能性都能在這小說現場發生。譬如說,他們一直在爭論撤和不撤,最後這也是小說的一個主題,從戈爾巴喬夫訪華、絕食、醫院、廣場,不斷的重複重複重複,但沒有結果。我想要這小說為人類追尋到一些崇高的東西,而不是一個絕望的悲劇,當然小說是走往絕處,因為植物人在肉體裏永遠是走投無路,卻又是抱有希望的。我希望能從身體內面走出來,如同物理現象,昏迷的傷害會在自己的身體裏形成了一個大空間,可以在內面旅行,最終發現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個系統都變成像《山海經》裏頭的大地山河和奇珍異獸等等,在裏面是每天的旅行流浪。西方的讀者不能理解也沒法注意到這部分的,因為我刪剪了很多,實際上,這也是一個人跟《山海經》的關係,亦即是人跟大自然的關係、人和藝術的關係。中文版的書名是《肉土》。」

「始終是文學的虛構,要看讀者能掌握多少,能忠實於歷史,完整地重寫嗎?」

「我不指望這小說會把『六四』歷史完整的通過文學藝術全部表達出來,這不是一個作家的目的。我想,一個作家的目的是把這段歷史變成活的歷史,他的小說人物也許真實的,譬如說,那個植物人的女朋友,不是一個曾經發生在歷史事件裏的人,她只是我個人的經歷,是我以前在香港的一個女朋友,我是描述了她。小說裏面的她,是到了廣州中山大學讀書,然後跟戴偉這植物人認識,成為男女朋友。但是由於文化差異太大,一個香港女孩在廣州讀書,發現大陸這邊很隨便,教育程度不同,她受不了,所以退學到加拿大進修了,後來她變成加拿大留學生主席,她又回到廣場去送捐款。在『六四』廣場有幾十分鐘的熄燈,有人送來一封信交給他,太黑了,他根本沒辦法看就塞在口袋裏,他想會不會是妹妹來了,但是又打不開這封信來看,然後坦克又衝過來了,所以最後他發現一個白衣服的女孩面對著戒嚴部隊的一瞬間,他發現他那妹妹,但整個小說我沒有描述是不是她,他就是衝上前要去救她時,結果被打了一槍,連身上的信也沒有看。這封信在小說裏頭描述成在冬天的樹上懸掛著,慢慢的往下掉落。當然我是在描述文學的東西,像這種小說人物,可以說是戴偉跟香港女生愛情失落的過程,因為這愛情對他打擊非常大的,等如是失戀了,他從此以後就玩世不恭。在北京你會看到大學生很隨便,跟香港人完全不一樣,他也是其中一個,但學生運動來了,他又很有正義感,但他仍然是那個玩世不恭的北京小青年。相反,妹妹代表一種香港文化,後來你們支聯會有人送捐款過來的一批人,也成了他的朋友,但始終這個女的,跟學聯的學生又送來了一批,勸學生甚麼的,又送帳篷來的,所有都在小說裏有描述。其中有一個是妹妹的同學,戴偉要跟他保持聯繫,經常問加拿大留學生對這事情是怎麼看法,甚至搞大遊行時也留意報紙有沒有自己被拍下讓女朋友發現,他的潛意識有一種失落感,是被香港文化抛棄了,被看不起。他覺得妹妹代表一種文明,而自己怎麼追都追不上的,因為自己穿拖鞋,隨隨便便,吃飯抽煙的樣子,妹妹都看不慣,這其實也是我親身的經歷。我把一個真實人物的經歷,把我的失戀故事投放在小說裏面,就變成是活的一種東西,不得不讓你去思考,香港是否中國的未來,這個夢想是否能夠實現?」

「你怎樣看『我要回家運動』和『六四』流亡學生的命運?」

「小說有提及這批學生的命運,包括王丹、封從德、吾爾開希等等。我基本的觀點是,歷史一旦過去之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真實的性格,他們又要回到自己,也許離開民運,也許去做其他事,我認為都是正常的,不能要求他們永遠活在那段歷史時期裏。柴玲在我的小說裏是已經死去了,其他人都跟他們的面目比較相近。我也發現很多流亡者都充滿了宗教的懺悔意識,我不是基督徒,但覺得這種懺悔意識是中國人最缺少的東西,所以我在小說裏大量的用了這種意識。因為只有一個植物人,才真正認識到我們有自己的內心世界,才能發現自己最黑暗的一面,不能老是指責別人的問題,自己的問題就在自己的內裏。他有很多懺悔,當然他的懺悔永遠不會被發現。至於很多人沒法回國的問題,可能要把小說擴大來寫,要進一步觸及現代的留學生怎樣看上一代學生的命運,因為他們現在回家很容易。我接觸過很多海外的留學生,他們對出生前後,即一九八九年的這段歷史不認識的話,還是個殘廢,是我們民族的弱智,得給點壓力。我是能回中國的,若我寫文章放在文集裏,好像不太適合,因為真的有很多人在海外已經被擋住了,他們不能『回家』。所以我每次演講,有機會碰到留學生,會遇到同樣問題,我想讓他們了解歷史發展,會跟他們討論,其實他們這一代人是很重要的,我們老批評八零後,現在都三十了,已經是成年人,都可以溝通,要是說推翻共產黨的話,沒有人會跟你談下去,差距太大。我回到北京,跟我認識的人之間,都找不到一個可以跟我能夠溝通的人,能一下子就推翻共產黨嗎?畢竟真正的受難者只是屬於少數,上訪者也可能只佔總人口的萬分之一,甚至是千萬分之一,其他農村受到迫害的人的比例,好像一個地區的拆遷戶,可能有一千個老百姓吧,但是數目實在是很少很少,清拆後會蓋新房子,我們家附近的小屋,拆遷後就可以分配換到四套房子,誰能說拆遷不好嗎?於是,如果有哪一家一戶說不同意,就不拆遷,會給抵制和指責的,因為實在是大多數人都從中能夠獲利的,通過拆遷我的家變大了,幾乎沒有人會反對拆遷的。我在國內觀察,去了解反對拆遷的人,真的只是少數的,微微抵制一下,訴訴苦的,都會給周圍的人大罵說給人家丟臉,因為大部分人都是獲利者。無論任何運動,到中國就好像在水裏撒鹽,都沒有了,消失了,說的話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回音、回響的,所以難度大就大在這裏。只能嘗試在這環境裏面找尋新的想法,新的思維,而老的思維會找不到聽眾的。坦白的說,沒有人會支持你跟共產黨、跟中國政府對立的,已經沒有意義了。現在只能慢慢推動,讓它小小的改變。我覺得比較悲哀的一點,就是歷史是一種沉降,是被消滅了,被消失了,被遺忘了,這會不會變成人類的一個正常狀況,非常恐怖的,包括二戰、德國、蘇聯等,好像都沒有人去追究那些已經死去了的人,最多只是可以紀念一下而已,有很多人的生命都沒有了,但大家現在都活得很好,即使死人,也只是死了幾個人而己,就不了了之。很恐怖,『六四』有一天就是這個結果,還好我寫了這本小說,已很安慰了。它是文學作品可以活下去,否則的話就這麼消失了。」

「中國社會沒有道德一樣可以有交代,不講任何道德,大家都得到益處,人人有份參與的,是大貪污和小貪污的區別,怎麼可能有人不貪污呢?已經不成問題,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知識分子當然要去批判它,但是又能改變甚麼?我也覺得無能為力,因為生活在這環境裏,很多西方人都適應了,也搞這送禮、喝酒、賄賂的,全都是這一套,真的很奇怪的,這些壞的品質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當然我們可以通過藝術、文學創作,提醒和警惕一下,讓他們慢慢改正得好一點,但最終結果也是不可能改變社會。我們畢竟是東方的社會,一個作家寫東西是想讓社會變得更好,所以才去批判,但不可能你說說以後,世界就會變好,我們的作用太小了。所以,所有的政治運動,都要妥協一步,甚至是降低退落一步,跟自己人多些溝通接觸,從裏面獲得認同,在更高的地方就沒必要也根本無法得到認同的了。因為,我們缺乏一個大目標,這大目標一直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像奧運期間,北京甚麼都沒能看到了,乾乾淨淨,沒有小偷,不會被偷東西的,他就是有這種能力。要在中國生存,大多數人是在做妥協,這妥協就是有一部分人,到了『六四』,我要把你帶走,你就得跟我走。妥協也包括這段歷史,你不能碰不能談,所有作家都不能談;妥協也包括老百姓,他們已經把自己從政治活動中消失了,人們普遍認為一說到政治就一定是不好的東西,這種政治上自我消失的過程,是你沒有政治生命了,你還能活下去嗎?但是對他們來說,確實是這樣,甚至會認為這樣的妥協,可以換來更大的利益,像我們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不像一些老作家,人死了,沒了生命,不能回家,值不值得跟共產黨這麼幹?不值得的,到底是你媽重要,還是反對共產黨重要?是的,這問題很重要,對我來說,當然是我的家人最重要,其次是這個社會,就是社會不好,你也得好好保護你的家人,假如你連家人都保護不好,你能去救誰呀!別人也看不起你,連自己家裏都顧不了。所以整個社會都產生了一種很大的變化,在保護好自己的情況下,才能有一點兒精力去搞別的事情。譬如說,我感到差不多安全了,可以幹一件大事情是沒甚麼問題了,我才可以看到一些被他們嚴密控制和非常敏感的問題。否則的話,我也不回去,盡量避免不被跟蹤監視,或者是先讓我的孩子飛回倫敦來,就是這樣,每天每刻都在妥協。這可能也是一種消失,是自己認可的一種消失,是感覺到自己不但沒消失,而且覺得自己活得更好的一種虛妄判斷。」

cimg2201-e9a6ace5bbba「我理解的『家』,是家園跟家庭的分別,我覺得『家園』是一種理想的、虛弱的、人造的,而真正的家是『家庭』,是親密的家人,很具體的東西。中國很多領導人都有這種毛病吧,就是抛棄小家庭,找大社會。毛澤東、周恩來、趙紫陽都是這樣,搞革命是可以抛妻棄子,甚至把自己父母都殺掉了。我的意思是太多政治領袖注重的是找尋一個理想的家園,帶著太多的政治包袱,結果毀掉的都是家庭,毀掉一個真正的家。他們都把自己的小老婆丟棄了,然後去找大老婆,出來革命無非是革自己老婆的命,把別人老婆搶過來,共產黨是這樣,毛澤東也是這樣。所以我看重的是家庭,跟他們要建的一個家園不同,要分清楚的,如果帶著一個很大的道德包袱去建立的家,我覺得不是家庭,而是家園,若是這樣,那麼你就必然回不到家。這一點,西方人做得很好,因為政治家首先要看你的家庭是怎麼樣。如果你家庭很好,把國家交給你也可管好。很多政治人物,包括一些民運人物,連自己建立的一個家都沒有。中國政治領導人幾乎都是抛棄了家庭的,我覺得很討厭,很反感。自己沒能力把自己管理好,還能管好甚麼,我怎麼能相信你能管理好一個社會呢?」

家在你心裏,那是一個永久的城堡,之外的家其實是旅館。
背著文化歷史政治道德太重的人,是無法找到家的,因為只有「家園」,不是「家庭」。
-馬建 2008年10月4日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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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馬建 《肉牢》」的想法

  1. Hi, 马建
    Happy to know that you have settled in UK and have a nice family!
    I had met you three times: the first was in a HK cinema, you were waiting outside for your friend for Alan Parker’s film “Birdy"; The secind time was in Jordon, Kowloon, when you were the director of a HK magazine. The last time was in Shenzhen. All were decades ago!
    I am a fan of you and longing for your publications.
    I also like your paintings. Do you still paint? Seems not, right?
    I am not an artist as you, but just a medical technologist working in a hospital’s laboratory.
    How about Ma Nam? Does she live well?
    Will you take your family to Lamma Island?
    Best Wishes to you and your family
    Michael Mak
    (mike2010mak@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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