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報導「我要回家運動」

mingpao 090524 Homecoming

明報 A10,A11 |  專頁     2009-05-24

回家的代價

「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們政府要審查我,可以當面對話,要我寫保證書,我不接受……」

20 周年

對一般人來說, 「我要回家」不過是稀疏平常的一句話,但對一批六四事件後被迫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來說,這個家,看來遙遠而不可及。一幅無形的牆壁,分隔了他們與家人,為與家人相聚,他們被迫簽保證書,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士……為送父母最後一程,有人委屈接受這些條件,但亦有人為了尊嚴,寧願留在異鄉與病魔搏鬥下去,也不回老家治病。明報記者

趙紫陽前智囊欲回國醫病
拒簽保證書斥胡教條主義

趙紫陽前智囊、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前所長陳一諮稱,過去數年一直與病魔搏鬥,今年初病情轉壞欲回國醫病,惟國家主席胡錦濤方面要求陳氏先寫保證書,同意不參與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動才可回國。陳一諮以「不能出賣靈魂」為由,拒絕將自己放進一個生活條件較好的「牢獄」中。

98 年回國奔喪毋須簽保證書
《再回家》一書的採訪隊到美國探望養病中的陳一諮,陳氏透露今年初希望回國的波折。原來1998 年陳一諮的母親病故,獲准回鄉奔喪,99 年亦曾回去安靈,那次陳一諮是透過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轉達回國信息,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被說服了,接受陳遵守憲法的承諾便放行。

事隔近10 年,陳一諮因為病重,醫生驗出他的膽紅素比正常人高70 多倍、4 個肝功能指標都超出正常10 倍以上。他停了手上工作,全身還是長出紅點,像給針扎過一樣,皮膚也開始脫落,醫生檢查後認為是膽道癌。

無計可施下,陳一諮今年初透過曾慶紅向國家主席胡錦濤轉達信函,表示希望回國治病。據《再回家》所載,曾慶紅知道他病情這麼重之後也同意轉達,藥費也可以考慮代為籌謀,不過胡錦濤方面其後向陳一諮在北京的女兒表示,陳要先寫保證書,同意不參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動才可回國。

陳一諮:胡比江更不願變通
陳一諮最終拒絕寫保證書:「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們政府要審查我,可以當面對話,要我寫保證書,我不接受。」事情其後沒了下文,隔了一段日子,便收到消息,說今年是敏感年,難辦。

陳一諮不無感慨地說,「我看共產黨那年都是敏感年!」他更表示,與江澤民相比,胡錦濤不願變通,「胡比下屬還要教條(主義)」。

不能回國,陳一諮經朋友介紹,找到一名溫哥華名醫治療,醫生指他胰、肝、膽、脾及胃都壞了,除每天煎一大壜中藥服食外,還要絕對休息,能躺牀就躺在牀上,不要說話,不要動腦筋,陳一諮苦笑說, 「所以從一月份到現在,我很少說話。」雖然陳一諮未能回國,但他對在內地伙伴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他說:「鮑彤判了7 年刑,現早就應該人身自由了,但他還是一班8 個人,3 班24 人被盯着,共產黨花國庫的錢,沒人監管,我回去也不自由。」被問及不能回去是否沒遺憾,陳一諮說:「求仁得仁吧。中國人嘛,總是希望落葉歸根。」

「最苦是遠離故土見不到親人」
陳一諮說:「最苦是遠離故土,見不到親人、喝不到家鄉的水、聞不到家鄉的泥土味、看不到自己的老百姓。我回國祭母時,就要求到當年農村插隊的地方看看當地的老百姓現在生活得怎麼樣?結果沒獲同意。」現在,陳一諮唯有靠科技排遣思鄉之情。「打電話給親人呀,看看描寫家鄉的作品,到網上看家鄉的新發展呀。」「我要回家運動」發起人朱耀明知悉陳一諮的情况,大為慨嘆,並指陳一諮寧願在自由的天空下,也不選擇返回威權管治下的中國, 「這是他的選擇,但看到祖國的可悲」。

朱耀明重申,不接受這類「有條件」的回家,例如80 年代電視片集《河殤》製作及總撰稿人蘇曉康,父親病逝,他為了回國奔喪,要先答應3 個條件: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詳見另文),朱耀明說:「我們反對要簽悔過書,亦不接受簽保證書,什麼叫敏感的人?什麼叫公開活動?」他希望終有一天,這些人可以無條件回家,和家人團聚。

許家屯: 來港怕給人家添麻煩嚴格來說,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不算是民運人士,不過他的確因為不認同中央處理六四事件手法,被開除黨籍和一切職務,結果出走美國,至今未准踏足故土。

06 年欲回國送妻最後一程被拒
《再回家》採訪隊今次遠赴美國,走訪現年94 歲的許家屯,他現居於洛杉磯中國山(Chino Hill,Chino 為西班牙語,解作中國),至今未有機會回國。2006 年許家屯原配夫人離世,家人希望他能回國送老伴最後一程,惟中央的答覆是:「暫時不宜。」其實,因為另一半離世,許家屯一度病倒,又摔了一跤,他形容自己的狀况:「耳聽不見,眼有黃斑病,看不見,只見一個影子在動,報紙也不看了。」不過北京政府仍未讓他回國。曾在香港工作,許家屯承認想回香港,但他體諒別人而沒有提出, 「不要給人家添麻煩」。記者追問「哪想不想回國?」許老但笑不語。

吾爾開希:有中間人提出回國條件
至於現於台灣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接受《再回家》訪問時透露,過去20 年來,曾經3 次有人自稱「中間人」提出讓他回國的條件。

「沒有人代表共產黨來跟我談條件,但是有人宣稱他們可以做中間人,看我能不能夠接受,然後再回去跟共產黨談。他們提出來的條件,譬如說我們回去幾年不發表政治言論,回去不組黨,不直接參加選舉等等,這些『譬如說』有很大的假設性,而且是一種試探,在試探我們的底線,我不覺得有任何建設性,我並不覺得共產黨真的把它當成條件來跟我們談。」假設這些回國條件都是真的,吾爾開希說,回去幾年不發表政治言論,以及不能踏足北京、烏魯木齊等,這些條件是可以考慮的,但有兩項原則不能妥協,「我不能放棄的,是對錯和是非,我也沒權利放棄,作為天安門(運動)代表性人物,我沒有權利在天安門運動的是非這個話題上犧牲這個原則,我沒有這個權利。我不會做危害他人的事情,不會主動、不會在知道的情况下做危害他人的事情」。

「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

20 年了,吾爾開希雖然在台灣已有家庭,但他念掛在中國的父母, 「每時每刻都想回去,想着能夠回到中國。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每天面對憤怒與對希望的不確定感」。

《再回家》訴說落葉歸根難
「我要回家運動」今日推出《再回家》,看着每篇訪問的題目: 「落葉歸根難」、「思憶成病」、「無家可歸」、「活在虛擬的中國」、「時生時滅回國路」……每字都滲着血淚,這書就是概括流亡者過去20 年的故事。

《再回家》今次包羅了學運領袖包括王丹、吾爾開希、馬少方、王超華等的故事,還有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趙紫陽的智囊、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前《人民日報》記者、《河殤》製作及總撰稿人蘇曉康;《世界經濟導報》政治法律編輯、駐北京記者張偉國;前北京四通公司董事長、總裁萬潤南等的人在異鄉的經歷。

「我要回家運動」發起人朱耀明表示,今次的《再回家》特點,不單透過法律界人士分析這批流亡者回國的法律基礎,並容許一些已死心、不想回家的人士說說他們的理由,希望大眾立體了解事件。他說,今年趁六四20 周年先後推出《我要回家》及《再回家》兩書是極有意義的, 「他們當年倉皇逃生,那份緊張,現在我仍歷歷在目,出書是希望為他們作一個見證,對他們表達一份心意,我也不知道能否做到下一個10年……」

20 年前逃離時, 覺得不久便能回家……
文:蘇曉康

20 年前逃離中國之際,覺得不久便能回家的。
20 年的流亡生涯,已將回家漸漸看淡了。
2003 年春天倉促回國奔喪之後,開始打消回家的念頭。

只能在金門橋上向母親撒花沒有人不想回家。我沒有很重的家鄉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媽媽。我的媽媽是報館編輯,一九八九那年已退休在家,剛65 歲,但身體很差。她從20 幾歲起就被嚴重失眠折磨,人熬得乾瘦。我媽這麼苦的一生,就因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剛強,一個受不得氣的人,偏就要你處處忍氣吞聲,媽一輩子像是被委屈耗乾了似的,待到我大禍臨頭,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後一擊。2 年後,有天下午她出門取牛奶,就栽倒在街上,再也沒有醒來。

當時我正在三藩市開會,不能回家奔喪,只好到金門大橋上,朝着東方,往海裏撒花……父親後來寫信告訴我:「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她經常坐在屋裏的沙發上,偷偷哭泣。我問她哭什麼,她說擔心曉康,我說哭有什麼用,她說她止不住。她陸陸續續哭了一年。」媽媽的墓塚,就是我的家媽媽早在文革時就留下一紙遺言,死後不留骨灰、不建墓穴,但父親說,曉康還在外面,她要等他回來的。

所以父親在京郊長生店太子峪陵園,買了一方墓塚,葬下媽媽的骨灰。從此,我飄盪在海外,心裏便生出一個牽掛來,被那萬里之遙的什麼揪着,很久我才悟到,媽媽的墓塚,就是我的家。那是一個要我去還願的所在,可是我去不了。如此歲月倥傯,其間我們遭遇種種,一言難盡。

2000 年底,我的兒子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我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趁寒假回國一趟,給他奶奶上墳。我把當年站在金門大橋時手臂上的黑紗交給兒子,叮囑他親手擺在奶奶墓前。在北京,等到大雪初霽,爺爺便領着孫子去陵園拜祭,交通依舊艱難。兒子一絲不苟地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替我給他奶奶磕了頭,還拍了照片帶回來給我看,我在心裏還是不能說服自己,這就算是了卻我的心願嗎?但兒子替我去完成了我無力履行的一樁儀式,我是永遠感謝他的。

我父親見到自己唯一的孫子時,右眼幾乎看不見了,因為白內障的緣故,這是我催促兒子上路的第二個原因。我非常害怕父親等不及看孫子一眼,就完全失明,那會叫我鑄成另一個大錯,而終身悔恨。其實父親並非只想見孫子,他只是不說他也想我。我對父親說,我邀請你出來探親吧,但他不肯。他開始跟我通信,給我講家中和家族的許多故事,只是避開回憶他自己。

2003 年春,父親在身體檢查時突然查出晚期肝癌。3 月5 日我接到家人電話,馬上去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簽證,得到的答覆是,你的事情需要請示,回去等消息吧。這一等就是3 星期,父親在3 月23 日黃昏時分撒手,而3 月28 日我才得到簽證。

這個簽證,還附加了3 個條件: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我有權利拒絕嗎?我必須回國奔喪,不是我的權利,而是我的人倫,為了履行倫理而只好放棄權利,是個人面對國家怪獸時的無奈!我想,無數中國人跟我有過同樣的經歷。我的父親不是也放棄了讓我見他一面而出國的權利嗎?

獲准回國因父親的「絕命書」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這次我被允許奔喪的細節。事實上,我獲知父親病危而向中國政府要求的簽證,是被拒絕了的;與此同時,北京的家人獲得提示,除非老爺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則沒有商量餘地。家人只好以父親的名義草擬一封信,拿到病牀前念給他聽,這麼做,等於將絕症直接袒露給病人。父親簽字以後,一個禮拜就走了。

他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

從冰冷的程式角度來說,這個黨是接受了我父親提出的要求,即允許他那流亡的兒子回國為他送喪,由此而體現了對他的「人道主義」,那彷佛也是間接地施行於我的。我只是不知道,父親在彌留之際,明白了此種「人道」的含義沒有。

「組織上」自然是要為父親舉行遺體告別,雖然他本人在遺囑已寫明「我死後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和遺體告別會,不寫生平簡歷」等等;我們作為子女,也無法替他持守遺願。這個儀式,定在八寶山公墓的「菊廳」,告別者多為父親生前的同僚,於是我事先得到通知,其中許多人不方便與我碰面,儀式將分兩段進行,前一段是「官辦的」,要我迴避;他們辦完之後,專門留下幾分鐘儀式,乃特意為我一人舉行。我又能拒絕嗎?我只出現在父親的私人身分的這一面,其實也好。

當我一個人被擋在「菊廳」外面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回到這裏來竟有點荒唐似的。裏面有人來叫我,說輪到你了。我慢慢走進「菊廳」,抬眼看見父親寬厚的遺容,我很想跪下去磕三個頭,可在這陌生而敵視的氛圍中,我竟跪不下去……後來,我跟姊姊一道取來父親的骨灰,彷彿父親才回到我們家中。捧着盛骨灰的紅綢袋,微微燙手,好像父親的體溫還在。接下來,我們還有難題:父親的骨灰盒,要不要送進八寶山革命公墓?若是這樣,媽媽怎麼辦?她還一個人躺在太子峪陵園呢。媽媽自然是沒進八寶山的「資格」,她也不要進那裏去。我們有什麼理由讓父母的骨灰分開安放呢?

我終於自己來到媽媽的墓塚前。她孤零零地躺在這裏,等了我整整12 年。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理當依循風俗,年年清明來此拜祭和掃墓,這是起碼的人倫,可我卻無法履行這一點點為子的孝道。我跪在媽媽墓前深感罪責。來見媽媽之前的幾天裏,我夜夜失眠,被一個艱難的決定折磨:難道我還要讓媽媽獨自躺在這裏嗎?父親也走了,他把這個問題留給了我。媽媽呆在這裏,是在守望她那流亡海外的兒子,今天她終於等來了我,媽媽留在這裏的理由已經消失。我要帶她離去。

媽媽的墓塚空了中國再沒有我的家不久,我們姊弟三人,加入北京殯葬系統組織的骨灰海撒人群,來到天津塘沽渤海灣,捧着父母的骨灰,登船馳入海灣,親手將骨灰撒進大海。我是長子,我承擔這個決定的全部責任。我對姊姊弟弟說,父母皆有遺囑,兩人都堅持他們死後不留骨灰,僅以尊重死者遺願這一點而言,我們也只能這麼做。

對我自己而言,媽媽的那個墓塚一旦空了,我的牽掛也就消失了。中國再也沒有我的家。

【節錄自《再回家》】

作者為六四後被當局通緝的23 名知識分子之一、電視片集《河殤》製作和總撰稿人

《河殤》88 年首播哄動中國社會

「龍的傳人啊,黃河能給予我們的,早就給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已經創造了文明,黃河無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們需要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裏流淌出來。舊文明的沉渣已經像淤積在黃河河裏的泥沙一樣,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管裏,它需要一場大洪峰的冲刷……」《河殤》是中央電視台製作的6 集電視紀錄片,於1988 年中首播。總撰稿人為蘇曉康和王魯湘,導演夏駿。該片播出後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很大轟動,後被認為是八九民運的思想前導。

《河殤》分為6 集,分別為《尋夢》、《命運》、《靈光》、《新紀元》、《憂患》和《蔚藍色》。該片由反思和批判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入手,逐步引入對西方蔚藍色文明的介紹,對包括「長城」和「龍」在內的許多長期被中國人引以為榮的事物進行剖析和嘲諷,同時表達了對西方民主文明的嚮往。此片獲當年學界熱捧,更曾掀起「河殤熱」,學生熱烈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六四後,蘇曉康遭國家安全部及中國公安部下令全國通緝,被迫流亡美國,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

明報 89以來 |  憶六四文 | 朱耀明     2009-05-24

回不了家的人

二十年前逃離中國之際,覺得不久便能回家。
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已將回家漸漸看淡了。
2003 年春天倉促回國奔喪之後,開始掐斷回家的念想。

每次讀蘇曉康的文章,眼淚不受控,大滴流下。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都是愴惶逃離家園,未及與家人道別,孑然一身生活在外,念國思親之情,揮不去解不了。

蘇曉康先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報告文學作家,是電視政論片《河殤》的總撰稿人。1989 年5 月14 日曾到廣場支持絕食的學生和發表演說,就只一次。解放軍屠殺人民後,政府竟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通緝他,若罪成,可判死刑,或最少監禁20 年。

他經歷了100 天恐怖的逃亡,於1989 年9 月安全抵港。

1989 年9 月,由於法國政府收容了太多人,難民營宿位不足,曉康雖然早為法國政府接納其「難民」身分的申請,但卻要時間安排才可以離港。由於他是被通緝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很小心,不能安排他住在一般的「安全屋」。幸得朋友的慷慨接待,暫居西貢匡湖居,直至九月後離港。

父簽絕命書子回國奔喪

20 年後,收到他為「我要回家運動」寫的文章「無家可歸」,深深感受到8964 的創傷不但未癒,而且深入了內心的深處。

流亡兩年,他母親辭世。那兩年,母親每天都在為流亡的兒子流淚、擔憂、傷心。1991年, 母親辭世而不能回家奔喪,他只能站在三藩市金門大穚,臂帶黑紗。「朝着東方,往海裏撒花瓣」遠祭。

2003 年,其父親患病,曉康申請回國探親不獲准。其後家人獲暗示,除非其父親向有關部門申請,否則「沒有商量餘地」,家人迫不得已下,草擬了信,念給其父親聽,信的內容就透露患病者的危疾實况,並可能不久於人世,故申請流亡的兒子回國探親。曉康形容,

他父親是簽了一紙「絕命書」,一星期後便辭世,而他亦獲准回國奔喪。黨和國家領導人常說:「以人為本,施政為民」,嗚呼哀哉!何其假大空,荒誕。

項小吉、王虹夫婦與蘇曉康是同期留港的流亡學運領袖。

他們住在西貢泥涌的「安全屋」,是1989 年10 月首批獲美國收容的民運人士,先往洛杉磯,寄居「西來寺」,後轉赴紐約,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學院,獲碩士和博士學位。

8964 已血染京城,6 月5 日,小吉掛心同學,決意自南昌再往首都,因而跪別母親上路,豈料這一別成永訣。此後20年,未能踏足中國,母親辭世也不能回國奔喪。這傷痛令其患上憂鬱病, 2000 年開始服藥,現已康復,但藥還是隨身備用。

人在外, 心念着家國。不幸,國家卻拒絕他們回家,傷痛、無根、漂泊的生活似無盡期,鬱結難解。回家路何其遙遠!

流亡20年了,好想…再回家
蘋果日報A08 |  港聞     2009-05-24

歷史總愛跟人開玩笑。20年前,朱耀明牧師千方百計把亡命天涯的民運人士送到外國。今天,他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為他們爭取回國權。「佢哋離開中國時,以為好快可以返屋企,冇諗到一等就係20年。」

記者:陳沛敏

他們當中,有由青春煥發等到人到中年,像王丹;有由風華正茂等到風燭殘年,像陳一諮。有的甚至等不及,客死異鄉,像流亡美國的劉賓雁臨終前還在說:「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腳踏一踏那片土地,他們為甚麼要這麼怕一位年過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麥燕庭:見證鎮壓再觸傷痛

我要回家運動早前走訪海外流亡人士,輯錄成書,《回家》兩個月前推出,第二本《再回家》連紀錄片《流浪的孩子》光碟日內上市。電視片集《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在書中撰文,講述母親去世,自己只能佇立三藩市金門橋遙對故鄉,向海上灑花祭母的情景。趙紫陽秘書鮑彤在書中批判中共禁止六四流亡者回家,「是對人的天性的凌遲」。為《再回家》採訪的麥燕庭89年在北京見證六四鎮壓,今天重遇民運參與者,很感觸。「記者訪問,難免要挖人傷心史,他們明知如此,還是願意跟我們揭開這傷痛和私隱。項小吉談到思憶母親成病;蘇曉康多年不談父母逝世的情況,為我們哭着憶述當日之痛;陳一諮病中接受訪問等等。」麥燕庭記得89年的一幕,她和同行採訪民眾堵截軍車,有部隊人員向她們動手,一位老婆婆挺身擋在她們前面。「我係讀新聞嘅,書本上有講新聞自由點重要,但當年北京市民保護香港記者,為咗要我哋將佢哋嘅聲音同真相帶出去,嗰刻活生生感受到記者職責嘅重要。」朱耀明說,一批民運人士計劃循法律途徑包括國際人權法庭,爭取應得的回國權。編者按:以下文章節錄自《再回家》。

陳一諮拒寫保證書「我不能出賣靈魂」

眼前的陳一諮,比97年車禍後還要瘦上一圈,臉色臘黃,兩眼凹陷,頭髮灰白,瘦弱得連當年與他共事的鮑彤也認不出來。這也難怪,68歲的陳一諮自02年起被病魔折磨:先與淋巴癌鬥爭,壞細胞擊退了,身體亦差了,於是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挨鬥的舊傷一一浮現;2007年時,左右胳膊先後提不起來,肌肉逐漸萎縮,八個月裏,路不能走,字不能寫,東西不能拿,幸得中國科學院一名顧問替他治療,陳一諮又奇蹟地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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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返回洛杉磯後,他自以為身體好轉,繼續主持紀錄片的工作,以趕及今年六四事件20周年前發放,突然某一天,頭暈、嘔心和發熱的感覺襲來,給醫生一檢查,結果嚇人:膽紅素比正常人高七十多倍、四個肝功能指標都超出正常十倍以上。醫生於是下令,要不完全休息,要不住院。他停了手上的工作,全身還是長出紅點,像給針扎過一樣,皮膚也有剝落現象。醫生檢查後認為是膽道癌,建議切除膽道,並切割一段十二指腸補替,他學醫的夫人認為手術風險太大,「一上手術枱便可能下不了來」,但中醫又束手無策。

無計可施下,他今年初透過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向國家主席胡錦濤轉達信函,表示希望回國治病。據了解,曾慶紅知道他病重之後也同意轉達,藥費也可考慮代為籌謀。但胡錦濤方面其後向陳一諮在北京的女兒表示,陳要先寫保證書,同意不參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動才可回國。

這豈非把自己放進一個生活條件較好的「牢獄」?陳一諮拒絕寫保證書。「我堅持了這麼多年,我不能出賣靈魂呀。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們政府要審查我,可以當面對話,要我寫保證書,我不接受。」事情其後沒了下文,隔了一段日子,便收到消息,說今年是敏感年,難辦。

陳一諮不無感慨地說,「我看共產黨那年都是敏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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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諮98年時母親病故,獲准回鄉奔喪,99年曾回去安靈,那次和今次一樣,都是透過曾慶紅轉達,當年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被說服了,接受陳遵守憲法的承諾便放行,但胡錦濤不願變通,「胡比下面還要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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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仁得仁吧。中國人嘛,總是希望落葉歸根。」

除了鄉愁無處排遣,陳老物質生活也很困難,「我到美國時年紀大,英文學不好,每月拿五百塊美金的養老金,單是房租已經要一千七百塊。我基本上是靠親戚朋友接濟和太太出外打工養活。」

陳一諮簡介

1940 年出生,文革前就讀北京大學物理系和中文系。65年因給毛澤東上萬言書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八十年代先後組建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三大智囊組織,是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核心智囊之一。八九學運時與其他人組成北京知識界聯合會,草擬多份聲明,六四後為23名被通緝的知識分子之一。同年7月流亡海外,現居美國。

圍捕一個人抓了四千人

為這齣流亡記喊action的,是一名中共元老。 1989年6月5日的北京,到處抓人,氣氛肅殺,他給已發表退黨辭職聲明的陳一諮送來兩行字:「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陳一諮心領神會,當晚立即離京,但一到北京火車站,只見整個火車站已站滿軍人,要在這裏離開,是mission impossible,於是陳化妝後與護送者轉往豐台火車站,成功避過官方耳目,平安抵達南京。那時候,人民的憤怒仍然未消散,火車站外的電線杆上,貼滿「打倒鄧李楊」、「血債血償」的標語。
最後,陳與護送人員到了海南省,住在一個同情民運的商人家裏。商人為他弄來一張往新加坡的機票,帶他到了海口市機場,塞三百美元給機場的工作人員,企圖把他換進去。八十年代的海口機場十分簡陋,機場範圍只用一些矮欄劃開。邊檢人員的櫃位又沒有玻璃阻擋,站在海關處可看見邊檢人員桌上的東西,就在這環境下,商人瞥見名單上赫然印有「陳一諮」三個字。果然不是專業逃亡人士,商人看見名單後,沒有籌謀逃離現場,而是叫陳和他一起入去看個清楚!陳又竟然真的跟了進去。兩人伸長脖子看那邊檢人員翻名單,翻到第三頁時,第一個名字便是陳一諮,那商人還說:「老師,真的是你。」幸而那邊檢也像發夢似的,沒有反應,兩人像沒事一樣退出機場大樓,站在門外與隨行人員商量如何是好。
黑夜過後是黎明,船在日光中駛進澳門,然後再鼓浪前進,下午一時許,李鵬要不惜一切抓捕的陳一諮,終於安然踏在港英政府的土地上……陳逃離中國的消息很快北上,三天後單是海口市已抓了四千人。

20年前一個特工任務

追捕目標:陳一諮追捕時間:89年6月5日至7月初特工人數:400人目標地點:中國沿海各口岸扣留人數:至少4,000人需要資源:不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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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潤南難說違心話「我不想委屈自己」

萬潤南離開中國時,是北京最大的民營企業四通公司的總裁,曾幾何時,兒子連練跑也有汽車跟在後頭保護,生活之富貴,可想而知。

六四事件後流亡海外,要重新做人,萬潤南也頗能適時而變:剛流亡時,四通在香港和外國都有分公司,他和一些舊同儕還能在巴黎中心區開餐館、到美國世貿中心買賣股票,後來生意不行了,就到三藩市朋友辦的公司開車,做機場接送服務。

「人要放空自己、丟掉自己,你才能找到自己,你不要認為自己還是四通老總。我就是一個普通人,我有力氣,我能開車,我可以用自己的誠實勞動來維持自己的生計。」

可是,親情如何捨得?妻子李玉92年通過地下通道經香港轉赴歐洲,侍奉在旁,但年近90歲的高堂和弟妹六人都在內地呀,「每天下午,我會透過skype向他們請安。」時差也計好了,美國西岸的下午就是中國的早上。另外就是在個人網誌上轉貼家鄉風貌、分享思鄉之情、收錄鄉土之歌,藉此排解鄉愁。

電腦科技雖然能讓他與內地親友「如面」,但一個擁抱、一下親臉如何能讓冷冰冰的機器代行,尤其是母親一度病危?只是,要回國,得承諾不幹這不說那,萬潤南無法辦到:「違心的話不能講,這個年齡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

不是沒有怨懟的。「回去是一個權利,你這樣剝奪是沒有理由的。都二十年了,還是心存恐懼,擔心我們回去搞反對黨,其實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地表達當年發生了甚麼事。」

但人家就是不跟你談呀,管你是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清華大學校友,文化大革命時還跟他一起串連過!

萬潤南八九年時初到西來寺題字後有感自己沒有固定的聯繫地址,於是在地址一欄填上「居無定所,心有常駐:民主中國」,他當然明白,民主中國不是五時三刻可以盼到,因為「民主要有兩個條件才能到來,以台灣為例,體制外要有反對派的民進黨,體制內要有蔣經國等人才,中國不缺反對派,但缺蔣經國,胡錦濤當不了。」

但這不要緊,萬潤南常言: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不要期望事情一定要在自己手上完成。所以當民主中國成功轉型後,他們已因年老力衰而被世人遺忘,早已出局,也不打緊,「收穫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起過作用,我們就無怨無悔了。」

萬潤南簡介

當年斥資兩萬元成立四通公司,首年賺100萬,兩年後註冊資本增至1億。八九期間不時跟知識分子與學生討論。戒嚴令頒佈時,他建議學生撤回學校,人大常委會對戒嚴令作違憲審查,此建議被指違抗戒嚴令。6月下旬被通緝,指他幕後策劃和指揮「反革命暴亂」。萬以出席會議為名6月8日到香港,其後流亡法國,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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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父親為我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

沒有人不想回家的。我沒有很重的家鄉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媽媽。我的媽媽是一位報館編輯,八九那年已經退休在家,剛65歲,但身體很差。她從20幾歲起就被嚴重失眠所折磨,人熬得乾瘦乾瘦。我媽這麼苦的一生,就因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剛強,一個受不得氣的人,偏就要你處處忍氣吞聲,媽一輩子像是被委屈耗乾了似的,待到我大禍臨頭,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後一擊。兩年後,有天下午她出門取牛奶,就栽倒在街上,再也沒有醒來。當時我正在三藩市開會,不能回家奔喪,只好到金門大橋上,朝着東方,往海裏撒花瓣……父親後來寫信告訴我:「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她經常坐在自己屋裏的沙發上,偷偷哭泣。我問她哭甚麼,她說擔心曉康,我說哭有甚麼用,她說她止不住。她陸陸續續哭了一年。」

2003春,父親在身體檢查時突然查出肝癌晚期。3月5日我接到家人的電話,馬上去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簽證,得到的答覆是,你的事情需要請示,回去等消息吧。這一等就是三個星期,父親在3 月22日黃昏時分撒手,而3月28日我才得到簽證。這個簽證,還附加了三個條件: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我有權利拒絕嗎?我必須回國奔喪,不是我的權利,而是我的人倫,為了履行倫理而只好放棄權利,是個人面對國家怪獸時的無奈!我想,無數中國人跟我有過同樣的經歷。我的父親不是也放棄了讓我見他一面而出國的權利嗎?

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這次我被允許奔喪的細節。事實上,我獲知父親病危而向中國政府要求的簽證,是被拒絕了;與此同時,北京的家人獲得提示:除非老爺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則沒有商量餘地。家人只好以父親的名義草擬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唸給他聽,這麼做,等於將絕症直接袒露給病人。父親簽字以後,一個禮拜就走了。

他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

不久,我們姐弟三人,加入北京殯葬系統組織的骨灰海撒人群,來到天津塘沽渤海灣,捧著父母的骨灰,登船馳入海灣,親手將骨灰撒進大海。我是長子,我承擔這個決定的全部責任。我對姐姐弟弟說,父母皆有遺囑,兩人都堅持他們死後不留骨灰,僅以尊重死者遺願這一點而言,我們也只能這麼做。

對我自己而言,媽媽的那個墓塚一旦空了,我的牽掛也就消失了。中國再也沒有我的家。

(節錄自蘇曉康撰寫的〈無家可歸〉)

蘇曉康簡介

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報告文學家、電視片集《河殤》製作及總撰稿人,六四後遭通緝,流亡海外,93年與妻子同遭車禍,妻子受重傷。現居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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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ES

Mark O’Neill,  sour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02-25

Fading hope of home
A minister may take the fight for right of return by ageing June 4 dissidents to The Hague

A Hong Kong minister is leading a campaign to persuade Beijing to allow more than 500 people exiled because of the 1989 protests to return home – and may take the ca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fuses.

The Reverend Chu Yiu-ming, a Baptist minister in Chai Wan, is leading the “I Want to Go Home Movement" to try to get Beijing to alter its hard line of refusing the right of the exiles to return and to renew their Chinese passports.

“Many of these democratic activists are getting old," Mr Chu said. “Returning home is their right. Their motherland has no reason to reject its own citizens. This right of return should be unconditional.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demand they write self-criticisms or statements of apology."

Just before the Lunar New Year, Mr Chu published 3,000 copies of a book titled Homecoming, describing the lives and emotions of 43 of the exiles living in Britain, France, Scandinavia and the US.

Among them is Wang Dan, who served five years in prison before being released on medical parole in 1998 and going to the US, where he earned a PhD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He lives in Oxford, England, whose university has given him a scholarship.

“To live in exile is a torment," Dr Wang wrote while in the US. “If I can never return to my mother country, I can tolerate it. But, for my family, it is a torment. While my parents can come and see me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 long journey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olerable for them in their old age. My mother is old and her body, especially her heart, is weak.

“If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my visit bad for the country, I could return for a short visit to see my family and promise to return to the US."

Dr Wang’s Chinese passport expired in 2003. He applied for a new one at a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US: it refused him one. He has not taken US citizenship. “I love my motherland and hope I can return,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its advance," he wrote.

Mr Chu said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exiles – those getting old who wanted to return, and students who were in their 20s in 1989 and whose parents were getting old.

“The responsibility of using tanks and guns rests with the government. As a Christian minister, I cannot accept this violence," Mr Chu said. “The government must reverse the verdict on June 4. President Hu Jintao speaks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but there can be none until the Communist Party solves its histor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June 4."

In 1989, Mr Chu was heavily involved in helping students, intellectuals and others involved in the protests, who had escaped to Hong Kong, find other countries that would take them. France was the first to offer asylum, then the US and Britain, which took the most sensitive cases.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Hong Kong’s handover on July 1, 1997, there was a rush to get everyone out, with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accepting many of the dissidents.

“They expected the verdict on June 4 to be reversed quickly and so to go back," Mr Chu said. “A small minority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their new countries. Most have a hard life, though they enjoy the benefits of being citizens of countries with good health and welfare systems."

One example is Zhang Jian, 38, who lives in Paris. He still has a bullet in his right leg, one of three fired at him by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ficer from 10 metres away as he tried to negotiate with him on the morning of June 4, 1989.

He lived on the run on the mainland for 12 years, employing different aliases and doing odd jobs, until he was discovered in 2001. He fled to France and was given political asylum. He has no passport but travels on a refugee document issu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He works in a restaurant in Chinatown in Paris.

Mr Zhang said that the first time he called his mother from France, at the Lunar New Year, he could not stop crying. “We have a saying at home that the eldest son does not leave his father and the second son does not leave his wife. As the eldest son, so far from home, I am not filial.

“Sometimes my mother misses me too much. She says that I am nearly 40, single and have sacrificed my job, my future and my family. My grandmother misses me, too. `Will I not see you in the future?’ she asks."

Wang Longmeng also lives in Paris and is married to a Japanese woman. “I constantly cannot control my sense of loss and torment," he said. “The desire to go home occupies a large part of my emotions, like a prospect in front of my eyes every day. I think of my family and friends, especially of my elderly father and the tears running down his cheeks."

Someone who has fared slightly better is Wang Zhaohua, who lives in Los Angeles and completed a Ph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e has a US passport.

“I am one of the lucky few who were able to find a peaceful life abroad and resume my studies," she said. “I was prevented from going to Hong Kong to see my relatives. In order to realise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in 15 years, I accepted a compromise and agreed to conditions, not to take part in any public activities or speak about politics.

“In those several days in Hong Kong, was I followed? Was anyone watching me? I do not know. I had to give up the normal rights of a modern citizen – is that a country with dignity and honour?"

Two of the saddest cases involve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journalists of the communist period.

Ge Yang joined the party as a teenager and was head of the Shanghai branch of Xinhua and editor of the New Observer. She served 21 years of manual labour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ay 1989, she went to the US for a conference and chose to remain there after June 4.

Her request to return home was refused and she died on January 18 in Flushing, New York, aged 93.

Like Ge, Liu Binyan was in the US at the time of the protest and criticised Beijing for the crackdown. As a result, he was refused permission to return. In 1992,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New York refused to issue him a new passport and confiscated his existing one.

Before he went to the US, in 1988, he wrote exposes of corruption, overbearing bureaucracy, injustice and the sufferings of ordinary people, which made him a household name on the mainland.

He died, aged 81, in New Jersey, on December 5, 2005, of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colon cancer. His wife, Zhu Hong, wrote that after Liu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he wished to go to the mainland for treatment.

“We wrote letters to Jiang Zemin, Hu Jintao and Wen Jiabao asking if we could go back. Through intermediaries, we know that they received them. There was no response: it was like dropping a stone in the ocean."

In anguish, Mr Liu said to his daughter: “I only wish to step again on that piece of land. Why do they fear an old man over 80, whose body is racked with cancer?"

Asked whether he had raised his demands directly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Mr Chu said he had not.

“It would be no use. If consulates abroad will not give these people passports, what point would there be to meet the representatives in Hong Kong?"

He is urging the exiles to go to their local Chinese embassies or consulates to apply for passports. If the refusals continue, he is considering taking Beij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Hague: “According to what law do they cancel the passports of a citize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r Chu’s campaign is a mission impossible, especially in 2009, which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mocracy protests a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communist rule. There is no sign of a reversal of the verdict.

傳媒報導連接:

自由亞洲電台 《流亡海外民運人:我們要回家》(普通話) 2009-01-31

香港電台《清談一點鐘:我要回家》(廣東話) 2009-02-14

香港報章報導 (2009年1月至2月)

南華早報 By Eva Wu     2009-02-15

June 4 leader allowed into HK – briefly

A reunion in Hong Kong between a mother forced into exile after the June 4 crackdown and the son she left behind on the mainland almost did not happen when the government refused her entry, the concern group, Homecoming, revealed yesterday.

But officials eventually relented and granted her a one-week stay for the visit which occurred five years ago and was only revealed for the first time yesterday.

Former student activist Wang Chaohua was allowed into Hong Kong to meet her son on condition she did not appear in public, Homecoming head Reverend Chu Yiu-ming told RTHK.

The visit marked the first time an exiled dissident blacklisted by Beijing had been allowed into Hong Kong, Mr Chu said. Ms Wang was in her mid-30s when she became one of the student leaders in the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She was blacklisted by Beijing and f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leaving her family behind, including a young son.

About five years ago, she arranged to meet her son in Hong Kong.

Ms Wang, using a US passport, travelled to Taipei to catch a connecting flight to Hong Kong.

But Hong Kong authorities became aware of her intentions.

Taiwanese officials told her she would not be welcome in Hong Kong.

“I was surprised to learn about this," Mr Chu said. “She was coming with a valid American passport. What the government demonstrated was that Hong Kong was not a city which allowed free entry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Ms Wang contacted Mr Chu and he helped set up talks with Hong Kong officials who eventually agreed to let her in provided she made no public appearances.

But at last mother and son were reunited.

“When I picked up her son, he said: ‘I am not sure if I can remember my mum’," Mr Chu said.

The visit marked the first time an exiled dissident blacklisted by Beijing had been allowed into Hong Kong, he said. He added that he wish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ould allow in more exiled dissidents to meet their families, as the city was a convenient place for such reunions.

The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has previously said it does 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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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09-02-15

與家人團聚迫接受屈辱條件民運人士來港要偷偷摸摸

【本報訊】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爭取海外民運人士回國的支聯會常委朱耀明牧師透露,除了北京政府用盡方法阻止他們回國外,就算民運人士退而求其次,選擇來港與家人見面,特區政府也提出種種令他們屈辱的條件,不肯就範就拒絕他們入境。支聯會批評政府以政治理由,限制民運人士合法入境,稍後他們在支聯會常委會商討如何配合,協助民運人士與家人團聚。

為中國護照延期被拒

朱耀明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已與一批社會人士共同發起「我要回家運動」,並於早前探訪40多名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人士,將他們的經歷和感受集結成書《我要回家》出版。朱耀明又指,現時有很多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想為持有的中國護照延期卻被拒絕,有家歸不得是不合情理的事,希望他日能籌集資金,向國際法庭提出申訴。朱耀明說,前年曾嘗試安排民運人士王超華來港與多年不能相見的兒子會面,未料港府在她從台北出發前已派人攔截,經過多番交涉後,要向當局承諾他們不會公開活動和露面才獲准來港,但逗留時間只得一個星期。他憶述時一度感觸落淚,並指《我要回家》一書中,王超華曾提到想有尊嚴回家,指的就是這次偷偷摸摸與子見面一事讓人感到屈辱。

沒理由限制他們入境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批評,特區政府一直聲稱香港出入境自由,按「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有全權決定入境政策,民運人士來港目的是與家人見面,並無從事危害香港活動,特區政府沒理由限制他們入境,蔡又稱未來幾個月,可能會有海外民運人士來港,他警告特區政府不應以政治理由,禁止他們入境。另一名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說,支聯會支持海外民運人士有回國權、能夠與家人團聚,這是基本人權,他與朱耀明曾初步討論,支聯會可如何協助海外民運人士與家人見面,支聯會在稍後召開的常委會,將討論具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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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By 李八方     2009-01-31

隔牆有耳:他們都要回家

今年係六四20周年,但仍然有唔少離開咗中國嘅民運人士,一直過住流亡生活。當年曾經協助民運人士嘅朱耀明牧師,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爭取中央政府准許民運人士重返國土,行動之一係走訪民運人士,講番六四事件同逃亡感受,並輯錄成書《我要回家》。兩年嚟熱心人士去過英國、法國、丹麥、瑞典同芬蘭等,訪問咗43名民運人士。書中有不少鮮為人知嘅六四事件經過同流亡人士遭遇,例如當年北京嘅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張健喺六四屠城當晚中槍,子彈碎片至今仍留在體內。「希望國際人士關注,亦希望中國政府明白,有一班國民好想返去佢哋國土。」朱牧師話,希望民運人士可以回國,亦希望新一代中國人可以透過呢本書認識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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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通通識英文 |  Editorial     2009-02-02

Let dissidents return home

THIS year i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4 incident. A Hong Kong organisation hasstaged a “Home Coming" movement to helpexiled pro-democracy activists to return to China. Touphold humanitarianism and increase social harmon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hould positivelyrespond to the movement with goodwill. It should allowexiles to return home to end the misery the incidenthas inflicted on the nation.

About three hundred pro-democracy activistshave lived on foreign soil since the June 4 crackdown(1989). Among them are intellectuals, students,workers, ordinary citizens and officials. They are onthe Chinese government’s wanted list for theirparticipation i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eyarrived in Hong Kong at different times and weresubsequently offered political asylum. To meet politicalneeds, the CPC has released some pro-democracyactivists (including Wang Dan) on medical parole andhave them banished.

Those dissidents settled in foreign countries towhich they were total strangers. They might have gothelp from their governments initially. However, timehas elapsed. Now they must support themselves.

Some have to do several jobs simultaneously to makeends meet because they lack linguistic or other skills.

They may be adequately looked after in countries thatboast sound social welfare and health care systems.

Nice as a foreign country may be, “it is not my land".

Who would want to remain there long? Mostpro-democracy activists cling to lofty ideals. They wantto foster social reform. They want China to makeprogress. When most others were hesitant, theydaringly defied those in power. That evidences theirpassion and commitment. It is imaginable how painfulthey would be when they, exiles, look in the directionof their native country and know they can doabsolutely nothing for it.

Th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barred from Chinaare all Chinese citizens. Their patriotism plunged theminto the surging tide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Judging by information that has so far been disclosed,the movement was complicated. The truth will notcome out until fur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However, the CPC, the ruling party of China, called outtroop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 quell themovement brutally. Large numbers of students andordinary citizens were killed or injured. No excuse canpossibly exonerate the CPC of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it is wrong to have pro-democracy activistsbear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cident. The nationought not to have cast them off.

The CPC authorities say they pursuepeople-based policies and seek to increase socialharmony. Last May Wenchuan, Sichuan, saw amagnitude eight earthquake. Under Hu Jintao’s andWen Jiabao’s leadership, the CPC displayed a loftyspirit of humanity. Not only have its relief effortsproved effective, but they have also united the wholenation. Ordinary people have been concerned andsensible. They have donated money and made hugeefforts to help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quakevictims with relief. That should persuade CPC leadersthat a civil society is taking shape on the mainland.

Such a social atmosphere is quite conducive to theresolution of sensitive issues.

If the CPC authorities uphold humanitarianismand pursue the policy of increasing social harmony,they ought to stop depriving pro-democracy activists ofthe right to return home. They should unconditionallyallow them to return to China, their home. If they haveworries, they may do it in two stages. They should firstallow pro-democracy activities above 70 to return toChina so that they will enjoy the natural spans of theirlives on native soil. Once they take this step, thepeople will feel their sincerity, and general harmonywill emerge.

明報 2009.01.30 社評:今年是六四事件20 周年,本港有團體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家。從人道主義和構建和諧社會出發,中共當局應善意和積極回應這次運動,讓流亡民運人士回國,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據統計約有300 人,包括知識分子、學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員,他們因為參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緝名單,在不同時段來到香港,然後獲外國收容,提供政治庇護。另外,當局基於政治需要,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釋放個別被囚民運人士,把他們「放逐」到外國(例如王丹)。

政治異見者在完全陌生的國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國家一些幫助,但是時日推移,生活所需還得靠自己張羅,在語言、技能處於劣勢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職,才得以維持生計。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較完備的國家,生活和醫療等得到較好照顧,不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誰願意久留?政治異見者多有理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國家進步;當大多數人仍在躊躇躑躅的時候,他們敢於與當權者對着幹,正正顯示其熱血和承擔。這類人,要他們離開國土,流亡外國,遙望華夏,自己絲毫使不上力,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目前未能歸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當年基於愛國情懷,參加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

這場運動至今所揭露種種事態,內情錯綜複雜,還待更多資料披露,箇中真相才會大白。但是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當日出動解放軍以暴烈手段鎮壓,造成學生和民衆重大人命傷亡,無論當局以什麼藉口解說,都難辭其咎。所以,那段歷史時空所導致的結果,不應該由民運人士承擔全部責任,他們更不應該因此被這個國家遺棄。

當今中共施政「以民為本」,致力構建和諧社會。去年5 月四川汶川8 級大地震,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指揮、領導下,中共在抗震救災所顯示人文關懷的崇高精神,不僅救災卓有成效,也使整體國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災時展現了理性和關懷,積極主動,出錢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領導救災,對此,中共領導人應該體認公民社會在大陸隱然成形,這樣的社會氛圍,給解決敏感問題提供了良好客觀環境。

所以,本着人道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中共當局不應褫奪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應該在無條件的情况下,容許他們回國和回家。如果還有其他考慮,可以分兩步走,先讓已經超過70 歲的民運人士回國,使這些老人家能夠回到祖國大地,頤養天年。只要中共當局肯跨出這一步,人民會感受到誠意,和諧大環境於焉浮現。

Glossary

exile /’eksaIl/person who chooses or is forced to liveaway from his or her native country.

misery

great suffering of the mind or body.

quell /kwel/crush or put down (a rebellion etc).

exonerate /Ig’z .n ..reIt/free from b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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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早報  2009-02-02

Exiled dissidents may be invited for June 4 anniversary forums

Albert Wong

Exiled dissidents could be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Hong Kong seminars in the lead-up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crackdown.Albert Ho Chun-yan,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China, said there would be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forums and seminars this year to remember the June 4 crackdown. He was considering inviting overseas academics, including exiled former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Unionist lawmaker Lee Cheuk-yan, also a member of the alliance, said there were plans to invite “June 4 witnesses", but both Mr Lee and Mr Ho said the possibility of them being allowed into Hong Kong was small.

On National Day last year, exiled dissidents, including Wang Dan , Wang Juntao and Chen Yizi , called on the public to join them in push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and a free press, and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al and democratic system – the goals they were pursuing in 1989.

But last year, Mr Wang was refused a visa for a trip to Hong Kong that would have taken place in July.

Mr Wang had been invited by the Reverend Chu Yiu-ming, who heads the concern group Homecoming and last month published a book on exiled dissidents.

Yesterday, about 30 demonstrators gathered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liaison office to urge Beijing to releas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to celebrate the 60th year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greater respect for rights.

Led by veteran democracy activist Szeto Wah, the demonstrators marched to the rear entrance, where they hung their banners and Chinese spring couplets calling for democracy on the mainland. The group included members from the Hong Kong Alliance, the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and the Tiananmen Mothers Campaign, and legislators Leung Kwok-hung and Leung Yiu-chung.

Mr Szeto noted that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dition yesterday was the birthday of man, the seventh day of the new lunar year. He said it should, therefore, also be the birthday of human rights.

Mr Leung said: “This year will be the 20th year of June 4 and the 60th ye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should put an end to political persecution, releas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give power back to the people."

A statement was read out expressing regret that the familie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could not be reunited for the Lunar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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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9-01-30 社評

本着人道主義精神 讓政治異見者回家

今年是六四事件20 周年,本港有團體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家。從人道主義和構建和諧社會出發,中共當局應善意和積極回應這次運動,讓流亡民運人士回國,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年學生已屆不惑之年

悲政治異見者客死異鄉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據統計約有300 人,包括知識分子、學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員,他們因為參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緝名單,在不同時段來到香港,然後獲外國收容,提供政治庇護。另外,當局基於政治需要,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釋放個別被囚民運人士,把他們「放逐」到外國(例如王丹)。

這些人現在主要分處北美和歐洲,他們涉及、參加了那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故事和遭遇,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去國這些年來,他們都期望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作為政治異見者,生活上面對嚴峻挑戰,精神上則遭受痛苦折磨。

政治異見者在完全陌生的國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國家一些幫助,但是時日推移,生活所需還得靠自己張羅,在語言、技能處於劣勢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職,才得以維持生計。他們大都被生活磨蝕。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較完備的國家,生活和醫療等得到較好照顧,不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誰願意久留?

政治異見者多有理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國家進步;當大多數人仍在躊躇躑躅的時候,他們敢於與當權者對幹,正正顯示其熱血和承擔。這類人,要他們離開國土,流亡外國,遙望華夏,自己絲毫使不上力,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因為六四事件去國的民運人士,有年輕的,也有年邁的。年輕的大學生如王丹等人,當年只是約20 歲青春無悔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如今已屆四十不惑的中年之齡,他們的父母應該也快到或已經超過耄耋之齡,希望多些時間見到子女和得到照顧。至於年邁如劉賓雁者,則已經等不及中共當局「換腦袋」,2005 年病逝異邦了。劉賓雁得知罹患癌症之後,曾先後寫信給江澤民、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領導人,表達非常希望回國治病,並親歷大陸社會的實際情,據劉的夫人表示,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

早在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曾經建議中共當局撤銷六四事件後下達的通緝令,讓流亡海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等人回國。而「我要回家運動」,香港團體早在90 年代初期已經發起過一次。這些境內、境外的呼籲,當時都未獲中共當局回應。在六四事件20 周年之際,中共當局對於讓民運人士回國的呼籲,應該善意和積極回應,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今中共領導人就六四事件與人民和解,有利之處在於他們對鎮壓行動沒有直接責任,在政府就事件概括承擔責任方面,有較大迴旋空間。最主要是這20 年來,隨經濟飛躍發展,綜合國力徒增,中國社會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民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中共當局應該信任人民,也應該對自己統馭國家的能力有信心。(附帶一言,當局絕對不應該視經濟飛躍發展為六四鎮壓的必然結果,如果堅持這樣的認知,那是正義與邪惡不分,文明與野蠻不辨。)另外,民運人士去國之後,除了當初批評中共當局以外,他們的身影,在西方國家以至國際政治舞台,已經聲沉影寂,西方政客忘記他們,西方傳媒也對他們興趣缺缺。民運人士的政治能量已經微不足道,回國後也難掀起大波濤。

目前未能歸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當年基於愛國情懷,參加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至今所揭露種種事態,內情錯綜複雜,還待更多資料披露,箇中真相才會大白。但是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當日出動解放軍以暴烈手段鎮壓,造成學生和民重大人命傷亡,無論當局以什麼藉口解說,都難辭其咎。所以,那段歷史時空所導致的結果,不應該由民運人士承擔全部責任,他們更不應該因此被這個國家遺棄。

抗震救災人文關懷可貴

人民理性利於解決敏感問題當今中共施政「以民為本」,致力構建和諧社會。

去年5 月四川汶川8 級大地震,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指揮、領導下,中共在抗震救災所顯示人文關懷的崇高精神,不僅救災卓有成效,也使整體國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災時展現了理性和關懷,積極主動,出錢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領導救災,對此,中共領導人應該體認公民社會在大陸隱然成形,這樣的社會氛圍,給解決敏感問題提供了良好客觀環境。

所以,本着人道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中共當局不應褫奪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應該在無條件的情下,容許他們回國和回家。如果還有其他考慮,可以分兩步走,先讓已經超過70 歲的民運人士回國,使這些老人家能夠回到祖國大地,頤養天年。只要中共當局肯跨出這一步,人民會感受到誠意,和諧大環境於焉浮現。【相關新聞刊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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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9-01-30  By 施嘉雯

「我們要回家」流亡20 年 思鄉情未斷

20 年了,當年因為「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不少至今仍流落異鄉,有家,但歸不得。朱耀明牧師等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為的是要為這些人爭取回家的權利。他們最近派人走訪英法美等地,將逾40 名流亡人士的心聲結集成書,希望喚起社會對六四事件及民運人士的關注,學運領袖王丹嘆道: 「流亡已久不能回國,令人氣憤。連殺害過無數中共人士的國民黨主席,都能回去大陸探視。

中共到底對我們有什麼樣的仇恨,以至於至今20 年還不允許我們回國?!」

明報記者施嘉雯

20 年前,朱耀明牧師曾協助不少民運人士及學生逃離中國,想不到今天角色逆轉,出任「我要回家運動」的主席,爭取的,卻是流亡海外者有回家的一天。朱耀明接受訪問時,展示一個寫有「衷心感謝您」的紀念銀牌,是1995 年數名民運人士臨走時的小小心意, 「我好希望有一天,他們可以回國,屆時他們再送另一個牌給我。」據支聯會估計,89 年至今的20 年,被迫流亡海外者約有500 多人。昔日20 歲的學生,今天都快將40 歲,仍在內地的父母亦已年邁,有些人在至親去世時,也沒有機會回國見他們最後一面甚或奔喪。

王丹:雖無國籍也沒申入籍美國89 年在全國通緝21 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的王丹,98 年獲准保外就醫後到了美國,至2003年,他的中國護照到期,遂向紐約中國領事館申請延期,但沒回應, 「這些年來,我成為無國籍人士,但是仍然沒有申請成為美國公民,因為我雖然被流放,但是仍舊熱愛我的祖國,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返回中國,做一個中國人,為中國的進步做貢獻。」有些人則客死異鄉,到離世的一天也不能回國。劉賓雁於05 年12 月因癌症不治,終年81歲,其妻朱洪在《賓雁的遺願》一文中回憶道:「賓雁非常希望可以回到中國治病,同時親歷中國大陸社會的實際現。為此,他一再給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寫信,提出回國的要求,先是給江澤民寫,後是給胡錦濤寫,給溫家寶寫……可是,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朱耀明稱,他們要爭取的是「無條件」回國,「不可以逼他們寫悔過書,若他們有犯法,國家可依法處理。他們始終是中國國民,國家沒有理由不發護照或不續證給他們」。

朱耀明盼可「無條件」回國今年是六四20 周年, 「我要回家運動」計劃出版兩本書,首階段花了21 天走訪英、美、法及北歐等地,將43 人的訪問或自述結集成書《我要回家》,首版印製3000 本,本月發行;另一書將走訪流亡北美的民運人士。

白髮蒼蒼也想與學生重聚

茉莉(本名莫莉花)

原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教師,六四時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結果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監禁3 年,1992 年流亡香港,現旅居瑞典
■ 「那個春夏之交是學生運動高漲的時候,五月的那一天,身為教師的我無課可上,正打電話邀女友一同去商店購物時,在辦公樓遇到兩個學生。他們激憤地告訴我,李鵬政府頒布了戒嚴令,他們準備上北京自焚抗議,以生命去成就民主事業。」「我拿了一些錢和洗漱用品,就跟兩個學生踏上了從湖南去北京的火車。一心想要保護學生的我當時不知道,從那時起,我踏上一條不歸之途。」「經歷過幾年監獄的磨難,我不得不背井離鄉。在異域用一種新的語言謀生存,是一種不小的考驗。獲得自由的人如何為仍不自由的人爭取自由,則是一個更大的考驗。」「流亡對於我,是不幸中的幸運。想起那些仍然被追捕被監禁的志士,想起那些失去孩子仍然看不到正義伸張的家庭,我常常會黯然神傷。二十年,那些仍然留在鐵絲網裏的人,他們是怎樣度過來的?我不敢想像。」「在基本價值觀念上,做一個始終如一的人,到底有多難?我歷來認為,人生只是一個過程,一個試驗。我只想在這個過程裏試做一個守望者,一個守望『六四』精神的人。」「但願還有這一天,白髮蒼蒼的我回到家鄉,和我的學生們重聚。我想要告訴他們的是:在北歐的森林與海濱度過多年流亡生活的我,已經獲得了寧靜。但在骨子裏,我仍然是那個跟隨你們匆匆忙忙踏上赴京火車的年輕女教師。」節錄自《我要回家》及訪問茉莉手稿

因為家人流亡是一種折磨

王丹六四事件後被政府通緝,為全國通緝21 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其後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監4 年,1996 年再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被重判11 年,98 年獲准保外就醫,現旅居英國
■ 「如果讓我用簡單的辭彙表述十年流亡生涯中的感受,我會選擇『寒冷中的溫暖』。說『寒冷』,當然是因為流亡,對於任何人來說,畢竟都是一種折磨。如果僅僅就我個人而言,其實談不上什麼艱難,畢竟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即使永遠都不能回國,我還是可以擁有自己的人生。但是,考慮到家人因素,流亡就成了一種折磨。」「流亡,是當權者對人性的一種利用。當他們發現無法改變一個對手的意志的時候,他們會轉而利用人性中對親情的重視,通過折磨你的家人力圖達到他們的目的。」「我曾經多次提出,其實我要求回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親情,是為了免除我父母長途跋涉,來美國探視的困擾。如果政府真的擔心我回國會對政府不利,我可以答應只是回來短期探親,結束之後就返回美國。就是這樣的要求,也完全被政府置之不理。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樣的政府,就是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府。」節錄自《我要回家》

子彈長埋皮肉賣烤鴨過活

張健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六四凌晨與戒嚴部隊一中校軍官對話,以死諫要求坦克部隊釋放被抓學生市民,結果被連開3 槍,之後逃亡,在中國隱姓埋名12 年,2001 年流亡法國,現為傳道人
■ 「我叫張健,北京人。一九八九年『六四』學潮爆發的時候,我作為一體育學校預科生,參加了這場偉大的愛國的學生民主運動。我當年只有十八周歲,是一個學運的小兵。作為絕食團抬水、搭帳篷、背暈倒的傷員,到堵軍車,抵抗戒嚴部隊,我都參加了。」「我為救助被圍捕的同學,被由西向東突入廣場的戒嚴突擊部隊中校軍官,彼此相距僅十米,射殺( 傷)在東觀禮台對面的廣場上。他用手槍向我發射三槍,其中一發子彈打碎我右腿肱骨幹上三分之一處,粉碎性骨折。後來,我經歷養傷、抓捕、逃亡、隱姓埋名、打工。」「姥姥,好好活等我回去」「六四已經過去二十年了,這顆子彈一直陪我,經過在中國12 年的逃亡歲月和在法國的8 年流亡時光。法國時常有陰天,陰天的時候,我的腿痠麻脹痛。我每個月都要用鋼針扎破包裹在子彈外的皮肉,將裏面瘀積的紫色血擠出來。」「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到法國,開始我的流亡生涯。沒有國籍,只有聯合國難民署第某某號政治難民。沒有國家護照,只有法蘭西共和國發的旅行證件,而證件有一欄清楚寫明,你前往任何國家,皆享受法國政府保護,除中國以外。」「剛到法國的時候,一位已經流亡法國12 年的八九朋友對我說,流亡海外需要克服兩關,一個關是生存,一個關是思鄉。第一關生存,對於我實在不費什麼勁。對於每一經歷死亡的人,活就是賺的,還有什麼勞苦不可以承受呢。『六四』經歷十二年後的法國,再也不是十二年前民運高潮時期,沒有鮮花,沒有掌聲,只有對中國民主未來的沉默、冷漠甚至淡漠。感謝主,開始我沒有錢找住處,也不願意打擾別人,我就在七八個人一個房間的環境裏搭鋪。」「在攝氏零下二十度的凍房裏我努力工作,人家稱我為張鐵牛。在華人街烤鴨店賣鴨子,人家也叫我張一刀,因為一刀剁下去正好是客人需要的重量。」「記得第一次在春節時候,從法國給媽媽打電話,沒有幾句就眼淚,都是眼淚啊!家鄉有一句話,叫做長子不離父,次子不離娘。這樣說來,我這個家中長子遠在他鄉實屬不孝。」「我的外婆,因為思念我,時常念叨: 『這孩子,今後就見不到了嗎?』她念着念着,就癱瘓了……有時候我的表妹們,將在輪椅上的外婆推到電腦視頻前,當外婆在互聯網上看見我的時候,她高興的拍着輪椅,一個字一個字的蹦出來,看見了,看見了。我含着淚對她說,姥姥,好好活啊,等着我回去啊。」「媽媽有時候太思念我了……她有時巴望我不再堅持了,說我快四十還獨身一人,什麼時候是頭啊!事業、前途、家庭等等都犧牲了。但有時候她向主禱告之後,也安慰我,我們娘兩個都是屬於主的人,地上不見天見啊!」

節錄自《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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