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 《肉牢》

馬建
一九五三年生於青島，中國先鋒作家。一九七六年移居北京，從事攝影和美術工作，曾任職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一九八四年辭去記者職務化緣流浪，走遍中國。一九八六年移居香港，曾主辦政治文藝月刊《大趨勢》，參與創辦新世紀出版社和《文藝報》月刊，創作長篇《拉麫者》、《思惑》、《紅塵》及散文與評論。一九九七年任職德國魯爾大學中文系。一九九九年移居英國。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是一部講述「六四」事件的小說，版權已經被英國、美國、加拿大、意大利、法國等出版社購買，中文版將於「六四」二十周年前出版。

死去活來  遺忘昏迷

馬建的作品能在大陸出版，但要做大量刪改。他妥協了。在大陸出版他的書，基本上不能送朋友。他說：

「《拉麫者》描寫六月四日凌晨三點，一個女孩子要作一場自殺表演。大陸出版要改成六月五日，書後面本來列了很多標語，都刪走。我曾經換過很多出版社，接觸過很多由老至少的編輯，發覺他們的頭腦都是一樣的，想要刪剪的幾乎都是相同的。在中國有這種文化現象，想文學作品能出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這代價對我來說，一開始是很反感，非常反感，我要求這本書你幫我出版，但不能刪改，但慢慢我發覺，其實他們也沒得選擇。你想要跟中國人有接觸，或者是希望能夠繼續影響他們，就必須作些妥協。妥協就是可以讓他們改，改完之後，有機會出版，等你再有機會，你的聲音可能發出的愈來愈多，而不是一種對立。

我可以在香港、台灣保留作品的原貌，沒有刪改的，反過來可見在大陸出版所作的刪改，是沒有必要的，變成了證據，因為改得真的很離譜。其中一段，我描述天葬，一個女的死了七天要去天葬，我寫到她的家，看到她被裝在麻袋裏，放在門後，我還跟著隊伍上山，看著她被切成一塊塊，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她像藍天一樣的純潔。可是，在中國版的小說，就改成是我到這女人的家裏，她打開門對著我笑，結束了。完全跟我的小說沒有關係，我看了大吃一驚，小說本來描述天葬，卻沒有天葬，反而人還活著。這種出版，你以為是一種突破，其實是一種妥協。

因為妥協，他的書被刪改到面目全非。然後，他可以經常回國了。「究竟現在回國，有沒有那種隨時會給警察抓走的感覺，還有沒有公安會讓你悄悄地消失的恐懼，覺得能有尊嚴的回家嗎？」

「中國確實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警察國家，人人都被監控。但是很多人習以為常，不感受到有警察的存在。對老百姓來說，像我的母親、妹妹，就覺得是沒有的，但對我來說卻是一直都有。像最近我回去北京看奧運，剛到家門三分鐘，警察就來了我家，即是說機場海關讓我過，沒有問題，但是全都有記錄追蹤，很快通知北京市公安局把我找到了，要談話，要見面。我說不要牽涉到我家人，不要告訴他們，隨便到餐聽喝杯咖啡談些問題，他們是來要求我訪京期間，不要去探訪監獄，不要作公開演講，不要跟敏感人物見面，要遵守中國法律等等這套規矩東西。我怎麼看呢？他作為共產黨，一個警察政府，警力非常強大，可以控制到每一個人所做的事，全都能監控得住。我認為，要『回家』的話，有一個前提是回去幹甚麼？為甚麼要回去？對我來說，我是一直可以回去的。就只是一九九六年有一次到海關，扣留了一個晚上不准出去，第二天讓我進去，但還是給他們跟蹤的。可以說，我還未到他們那種不准進去的地步，而且回去我也遵守他們的要求，沒有演講，就是有演講也會比較小心。兩年前我在上海華師大做演講，結束後，很多人來跟我聊，我問他們有沒有給帶來麻煩？他們說沒有，還說我講得比他們還保守。因為公開演講的機會不多，我會稍為在容許的底線上提高一點點，若衝破底線得太厲害，那麼以後就不讓我回去了。我想最好的一種狀態就是，別要老是跟他們走上極端，大家互相妥協一步，這樣你的空間就會愈來愈大。我為甚麼會相信空間愈來愈大，因為我知道我是對的，而且我相信他們也知道他們是錯的，這是前提。你跟警察談話，他們也說自己有問題，但是不容許讓外國人來改變他們。現在的問題，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往前的動作有點緩慢，沒有辦法一下子做巨大的舉動，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我也不認為共產黨有這個能力，在政治和經濟上能有這強大的改革能力，需要有非常強的政治手段才能熬過去。所以目前來說，要有尊嚴的回家，我是希望他們回去以後，就算有機會回去，要看你做甚麼。要是你消失了，回中國也沒意思。在海外你也可以做一個中國人，你還是能有自己的風格、性情、思想，如果作家沒有這個作為前提或總目標的話，回不回去都是一樣。我覺得，流亡作家回到中國，不能完全是一個觀光客，這種心態對作為一個有思想的詩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中國現在畢竟是一個專制社會，就算它往前推動，但作為一個批判者，不能誇耀祖國的偉大而沒有批判社會的道德責任。中國人喜歡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比較強調一種落葉歸根，但其實流亡者跟西方從來就是一種碰撞，沒法融入，也根本沒法好好活在異鄉的世界得到共鳴，其實，他們跟自己的國家和流亡國家的社區，都沒法建立任何關係和作出承擔。說白了，還是一個囚徒。所以你要回家，是因為你感到回家之後會自由。最好是我能經常自由的回去，能回去就多找機會跟人們聊天，多了解這個社會，因為只要能了解它才能描述它，才能準確把握在這世代裏，人們是怎麼想的，人們需要甚麼。人們在文學裏活得出怎樣的精神力量來？那你會發現他們的空虛、他們的空白、他們的無知。因為你到了另外的一個地方，在中國生活，你也會變得很傻，整天吃喝玩樂，消費意識非常強，作家變成一堆一堆的人，而不是一個一個的人。在英美，作家是獨立的個體，可以跟讀者建立一種關係，也會給你一種尊重。北京奧運會期間，我見了十幾個記者，每天接受採訪，西方人想通過一個作家的聲音來了解你怎樣看這個社會，怎麼看這件事，甚至怎麼看開幕式。讀者對你的一種信任，報紙找你來說一些話，西方世界是明顯的感覺到作家跟讀者之間，是一種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提供一種社會訊息，和對人性變化的觀察，如何能獲得安全感或信心，包括對人、對神、對宗教、對人性的一些看法，這些在中國，無論是作家或讀者．都是碰不得的，中國作家從來不能對自己的社會發生的任何事情作出評論。

「你的新作《Beijing Coma》，何時出版中文版，能談談寫《北京植物人》的心路歷程嗎？」

「我一直計劃出中文版的。這本書先出英文版，現在已經翻譯了很多版，即將有西班牙文、法文，已有德語、意大利語，還包括南非、以色列、南韓等都會出版譯本。這本書現在影響很大，因為按照西方人來說，『六四』是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卻竟然沒有一本書來描述，等了這麼多年，終於有一位中國作家把自己的歷史寫出來還給下一代，他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我想，我們在這個歷史時機摔倒，要爬起來回到原來的起點，像小說裏的植物人，必須活在記憶裏才能完整，不能切斷。『六四』這歷史事件，在書裏是從八六、八七年的學潮開始說起，在天安門廣場，一直到八九年三、四、五月，到『六四』鎮壓，每一天發生的事都寫在裏面，是小說，又是一部歷史記載，從李鵬到胡耀邦，從王丹到吾爾開希，一個都不少，完整的一部歷史，而且這歷史還未完成。我的目的是想把這個已經被埋葬的歷史重新復活，讓人們閱讀時能獲得一種情感、一種同情。我塑造了幾個主要人物，把這段歷史復活了，包括天安門廣場的糾察隊隊長，還有一位管財務的，最後死在廣場，而主角戴偉則被打傷成為植物人，然後其他同學的命運都不一樣。當戴偉十年以後，馬上要醒過來的一瞬間，對『六四』事件已經思考了十年，發現人的記憶是最偉大的，只要記住歷史，才能成為一個完人。而周圍的同學，那些活著的人，卻已經暫時失去了記憶，反而都變成了植物人。就在他又活過來的一瞬間，他感到死亡，因為又要進入植物人的世界，就是今天的北京。這種很大的文學上的轉移，藝術性的描寫，思想意識上對西方人的衝擊比較大，因為他們重新反省，我們這十九年做過甚麼？對於人類之間發生這麼大的事件，我們的態度又是甚麼？很多人買這本書來看，書在奧運之前和『六四』十九周年前出版的，裏面直接有寫關於奧運的描述，主角的家被拆遷，拆了小鳥窩做一個大鳥窩，而他母親因為是練法輪功的，希望把自己兒子的病治好，但母親練法輪功的整個過程，最後是走向崩潰，其實我的目的是要襯托他的兒子，兒子把自己的生命躱在自己的肉體裏，這肉體像碉堡一樣保護著他，沒有被洗腦。他是唯一一個在中國沒有被洗腦的人，他保存『六四』的記憶，一直活到一九九九年元旦。而母親一直活在這個社會，可最後，無論接觸甚麼宗教為兒子醫病，又練法輪功，最後還是崩潰了。小說接著說，坦克開過來，他記憶裏的坦克開過來，同學被壓死；同時，他的家也遭推土機壓過來，家被推倒。兒子是從一個政治廣場，最後被推進一個商業廣場，他的家被拆了變成一個商業中心。小說的結局是在王丹的那一年代，廣場是一個政治中心，而蘇醒過來的戴偉，卻要面對廣場變成一個商業中心，也就是現在我們看見的留學生這一代，他們的整個價值觀，在這十年中轉變調整。西方也討論，除了『六四』，還有人類的發展方向，或是政治的價值觀念，對共產主義面臨死亡的思考。如果出中文版的話，我計劃明年的三、四月出中文版，希望能大量發行，跟『六四』二十周年這歷史事件接合起來，最好是有能力多配合些活動。尤其想在香港出版時，可以在『六四』紀念活動的現場賣這本書。」

「這是虛構小說還是歷史紀實？」

「這本書把歷史作一個比較大的總結，直接描寫天安門廣場每一天發生了甚麼事，等如把死的歷史變成活的文學。但我要重申，不是為了讓歷史重現，而是要把歷史變得更加真實，這比甚麼都重要，因為重現歷史誰都可以作，很多天安門的文件都把歷史記載了，但這個可能是骨頭，不是有血有肉的東西。文學是有血有肉的，西方讀者閱讀和寫評論，都會談論小說人物的命運。他們大為感動，關心這偉大的母親怎樣堅忍地一直照顧植物人的兒子，覺得很了不起。其實，我覺得把誰放到中國這個環境裏，誰都會變得偉大，因為走投無路嘛，不能不做，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兒子死在那兒，會盡最大的努力，卻沒想到反而兒子還活著，保存很強的記憶，說準確點，我覺得這種良知是可以讓人活得更久，這種文學境界，不是歷史或科學可以做得到。」

「這書能在內地出版嗎？有沒有遇上甚麼批評的意見？」

「內地出版的可能性應該是零，因為整個故事就是講天安門廣場這歷史事件，文學上的處理，沒能改一點點的，一改就全書都完了。創作文學，可能會對我回國內發展有影響，投入一條死路，但我沒有辦法，當初寫作，一直想因為『六四』而跑出來的，有文筆的作家、學生這麼多，他們在幹甚麼？為甚麼最後會輪到由我來寫？我還不是一個最應該寫的人。後來我想，也許他們很多人介入太深了，反而不知道應該從哪兒開始寫起，有可能是這麼一個原因。當時我已經移居香港，是香港人，知道北京發生這事情，就回去一直留到五月二十八日，每天在廣場發生的事情，我其實是一個旁觀者，沒有太介入。王丹的演講我有記錄下來，知識分子的遊行隊伍我也拍下來，他們還走過來跟我打招呼揮手，但是我沒有加入隊伍中去。我還去了大學，在北大的大字報等也有抄下來，又跟學生們聊天。我又去過方勵之和不少學者的家，問他們對學潮發展的看法，下一步有甚麼安排？我是這場運動的旁觀者，最後寫這本小說的前因，不是因為我當時搜集資料是為了寫小說，完全沒有。其實把主角加插進去也與『六四』沒關。是因為我的哥哥在家鄉被摔成了植物人，他在街上過馬路時不小心遇到意外，頭重重摔在地上成了植物人。正好我到醫院探他時，電視屏幕就看到『六四』時的廣場清場的一刻，所有與『六四』相關的人都在逃亡。我看著哥哥，他是植物人，是唯一一個躱在自己肉裏面最安全的一個人，當時人人都非常震驚，我也恐懼，我就在他身邊，當時我問他，他甚麼都不知道，但卻看到他的手指頭在動，像可以寫東西，我還問他女朋友是誰，他動指頭想把名字寫出來。也就是說，他昏迷了，但記憶沒有壞，當時我有這種強烈的感覺，也許人的肉體會死，共產黨可以消滅人們的肉體，但是人的靈魂是誰都消滅不了，也不能消滅人的記憶，因為記憶是一種最偉大的東西，而且是不可被污辱的。我寫小說的念頭就在這兒開始萌生，然後把這想法變成在天安門廣場一個學生被打了一槍，變成植物人。如果沒有我哥哥成為植物人，我根本不會寫這個小說，恰恰是因為他是植物人又遇上這樣的歷史環境，我就把這個因素聯想在一起。所以不全是文學虛構，也不全是歷史紀實，創作過程中，我有做詳盡的資料搜集，我跟沈彤、吾爾開希等都認識，還有見過巴黎的張健，所有這些人物的言論和經歷，我都感興趣。最後在小說裏，你會發現從封從德，到柴玲、吾爾開希等等所有人物你都可以對得上，但他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包含了其他人的性格，有另一個人的一部分，因為我要把人物數目縮小，不可能寫一千個人物，要盡量的壓縮壓縮，讓每一件歷史事件的可能性都能在這小說現場發生。譬如說，他們一直在爭論撤和不撤，最後這也是小說的一個主題，從戈爾巴喬夫訪華、絕食、醫院、廣場，不斷的重複重複重複，但沒有結果。我想要這小說為人類追尋到一些崇高的東西，而不是一個絕望的悲劇，當然小說是走往絕處，因為植物人在肉體裏永遠是走投無路，卻又是抱有希望的。我希望能從身體內面走出來，如同物理現象，昏迷的傷害會在自己的身體裏形成了一個大空間，可以在內面旅行，最終發現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個系統都變成像《山海經》裏頭的大地山河和奇珍異獸等等，在裏面是每天的旅行流浪。西方的讀者不能理解也沒法注意到這部分的，因為我刪剪了很多，實際上，這也是一個人跟《山海經》的關係，亦即是人跟大自然的關係、人和藝術的關係。中文版的書名是《肉土》。」

「始終是文學的虛構，要看讀者能掌握多少，能忠實於歷史，完整地重寫嗎？」

「我不指望這小說會把『六四』歷史完整的通過文學藝術全部表達出來，這不是一個作家的目的。我想，一個作家的目的是把這段歷史變成活的歷史，他的小說人物也許真實的，譬如說，那個植物人的女朋友，不是一個曾經發生在歷史事件裏的人，她只是我個人的經歷，是我以前在香港的一個女朋友，我是描述了她。小說裏面的她，是到了廣州中山大學讀書，然後跟戴偉這植物人認識，成為男女朋友。但是由於文化差異太大，一個香港女孩在廣州讀書，發現大陸這邊很隨便，教育程度不同，她受不了，所以退學到加拿大進修了，後來她變成加拿大留學生主席，她又回到廣場去送捐款。在『六四』廣場有幾十分鐘的熄燈，有人送來一封信交給他，太黑了，他根本沒辦法看就塞在口袋裏，他想會不會是妹妹來了，但是又打不開這封信來看，然後坦克又衝過來了，所以最後他發現一個白衣服的女孩面對著戒嚴部隊的一瞬間，他發現他那妹妹，但整個小說我沒有描述是不是她，他就是衝上前要去救她時，結果被打了一槍，連身上的信也沒有看。這封信在小說裏頭描述成在冬天的樹上懸掛著，慢慢的往下掉落。當然我是在描述文學的東西，像這種小說人物，可以說是戴偉跟香港女生愛情失落的過程，因為這愛情對他打擊非常大的，等如是失戀了，他從此以後就玩世不恭。在北京你會看到大學生很隨便，跟香港人完全不一樣，他也是其中一個，但學生運動來了，他又很有正義感，但他仍然是那個玩世不恭的北京小青年。相反，妹妹代表一種香港文化，後來你們支聯會有人送捐款過來的一批人，也成了他的朋友，但始終這個女的，跟學聯的學生又送來了一批，勸學生甚麼的，又送帳篷來的，所有都在小說裏有描述。其中有一個是妹妹的同學，戴偉要跟他保持聯繫，經常問加拿大留學生對這事情是怎麼看法，甚至搞大遊行時也留意報紙有沒有自己被拍下讓女朋友發現，他的潛意識有一種失落感，是被香港文化抛棄了，被看不起。他覺得妹妹代表一種文明，而自己怎麼追都追不上的，因為自己穿拖鞋，隨隨便便，吃飯抽煙的樣子，妹妹都看不慣，這其實也是我親身的經歷。我把一個真實人物的經歷，把我的失戀故事投放在小說裏面，就變成是活的一種東西，不得不讓你去思考，香港是否中國的未來，這個夢想是否能夠實現？」

「你怎樣看『我要回家運動』和『六四』流亡學生的命運？」

「小說有提及這批學生的命運，包括王丹、封從德、吾爾開希等等。我基本的觀點是，歷史一旦過去之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真實的性格，他們又要回到自己，也許離開民運，也許去做其他事，我認為都是正常的，不能要求他們永遠活在那段歷史時期裏。柴玲在我的小說裏是已經死去了，其他人都跟他們的面目比較相近。我也發現很多流亡者都充滿了宗教的懺悔意識，我不是基督徒，但覺得這種懺悔意識是中國人最缺少的東西，所以我在小說裏大量的用了這種意識。因為只有一個植物人，才真正認識到我們有自己的內心世界，才能發現自己最黑暗的一面，不能老是指責別人的問題，自己的問題就在自己的內裏。他有很多懺悔，當然他的懺悔永遠不會被發現。至於很多人沒法回國的問題，可能要把小說擴大來寫，要進一步觸及現代的留學生怎樣看上一代學生的命運，因為他們現在回家很容易。我接觸過很多海外的留學生，他們對出生前後，即一九八九年的這段歷史不認識的話，還是個殘廢，是我們民族的弱智，得給點壓力。我是能回中國的，若我寫文章放在文集裏，好像不太適合，因為真的有很多人在海外已經被擋住了，他們不能『回家』。所以我每次演講，有機會碰到留學生，會遇到同樣問題，我想讓他們了解歷史發展，會跟他們討論，其實他們這一代人是很重要的，我們老批評八零後，現在都三十了，已經是成年人，都可以溝通，要是說推翻共產黨的話，沒有人會跟你談下去，差距太大。我回到北京，跟我認識的人之間，都找不到一個可以跟我能夠溝通的人，能一下子就推翻共產黨嗎？畢竟真正的受難者只是屬於少數，上訪者也可能只佔總人口的萬分之一，甚至是千萬分之一，其他農村受到迫害的人的比例，好像一個地區的拆遷戶，可能有一千個老百姓吧，但是數目實在是很少很少，清拆後會蓋新房子，我們家附近的小屋，拆遷後就可以分配換到四套房子，誰能說拆遷不好嗎？於是，如果有哪一家一戶說不同意，就不拆遷，會給抵制和指責的，因為實在是大多數人都從中能夠獲利的，通過拆遷我的家變大了，幾乎沒有人會反對拆遷的。我在國內觀察，去了解反對拆遷的人，真的只是少數的，微微抵制一下，訴訴苦的，都會給周圍的人大罵說給人家丟臉，因為大部分人都是獲利者。無論任何運動，到中國就好像在水裏撒鹽，都沒有了，消失了，說的話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回音、回響的，所以難度大就大在這裏。只能嘗試在這環境裏面找尋新的想法，新的思維，而老的思維會找不到聽眾的。坦白的說，沒有人會支持你跟共產黨、跟中國政府對立的，已經沒有意義了。現在只能慢慢推動，讓它小小的改變。我覺得比較悲哀的一點，就是歷史是一種沉降，是被消滅了，被消失了，被遺忘了，這會不會變成人類的一個正常狀況，非常恐怖的，包括二戰、德國、蘇聯等，好像都沒有人去追究那些已經死去了的人，最多只是可以紀念一下而已，有很多人的生命都沒有了，但大家現在都活得很好，即使死人，也只是死了幾個人而己，就不了了之。很恐怖，『六四』有一天就是這個結果，還好我寫了這本小說，已很安慰了。它是文學作品可以活下去，否則的話就這麼消失了。」

「中國社會沒有道德一樣可以有交代，不講任何道德，大家都得到益處，人人有份參與的，是大貪污和小貪污的區別，怎麼可能有人不貪污呢？已經不成問題，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知識分子當然要去批判它，但是又能改變甚麼？我也覺得無能為力，因為生活在這環境裏，很多西方人都適應了，也搞這送禮、喝酒、賄賂的，全都是這一套，真的很奇怪的，這些壞的品質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當然我們可以通過藝術、文學創作，提醒和警惕一下，讓他們慢慢改正得好一點，但最終結果也是不可能改變社會。我們畢竟是東方的社會，一個作家寫東西是想讓社會變得更好，所以才去批判，但不可能你說說以後，世界就會變好，我們的作用太小了。所以，所有的政治運動，都要妥協一步，甚至是降低退落一步，跟自己人多些溝通接觸，從裏面獲得認同，在更高的地方就沒必要也根本無法得到認同的了。因為，我們缺乏一個大目標，這大目標一直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像奧運期間，北京甚麼都沒能看到了，乾乾淨淨，沒有小偷，不會被偷東西的，他就是有這種能力。要在中國生存，大多數人是在做妥協，這妥協就是有一部分人，到了『六四』，我要把你帶走，你就得跟我走。妥協也包括這段歷史，你不能碰不能談，所有作家都不能談；妥協也包括老百姓，他們已經把自己從政治活動中消失了，人們普遍認為一說到政治就一定是不好的東西，這種政治上自我消失的過程，是你沒有政治生命了，你還能活下去嗎？但是對他們來說，確實是這樣，甚至會認為這樣的妥協，可以換來更大的利益，像我們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不像一些老作家，人死了，沒了生命，不能回家，值不值得跟共產黨這麼幹？不值得的，到底是你媽重要，還是反對共產黨重要？是的，這問題很重要，對我來說，當然是我的家人最重要，其次是這個社會，就是社會不好，你也得好好保護你的家人，假如你連家人都保護不好，你能去救誰呀！別人也看不起你，連自己家裏都顧不了。所以整個社會都產生了一種很大的變化，在保護好自己的情況下，才能有一點兒精力去搞別的事情。譬如說，我感到差不多安全了，可以幹一件大事情是沒甚麼問題了，我才可以看到一些被他們嚴密控制和非常敏感的問題。否則的話，我也不回去，盡量避免不被跟蹤監視，或者是先讓我的孩子飛回倫敦來，就是這樣，每天每刻都在妥協。這可能也是一種消失，是自己認可的一種消失，是感覺到自己不但沒消失，而且覺得自己活得更好的一種虛妄判斷。」

「我理解的『家』，是家園跟家庭的分別，我覺得『家園』是一種理想的、虛弱的、人造的，而真正的家是『家庭』，是親密的家人，很具體的東西。中國很多領導人都有這種毛病吧，就是抛棄小家庭，找大社會。毛澤東、周恩來、趙紫陽都是這樣，搞革命是可以抛妻棄子，甚至把自己父母都殺掉了。我的意思是太多政治領袖注重的是找尋一個理想的家園，帶著太多的政治包袱，結果毀掉的都是家庭，毀掉一個真正的家。他們都把自己的小老婆丟棄了，然後去找大老婆，出來革命無非是革自己老婆的命，把別人老婆搶過來，共產黨是這樣，毛澤東也是這樣。所以我看重的是家庭，跟他們要建的一個家園不同，要分清楚的，如果帶著一個很大的道德包袱去建立的家，我覺得不是家庭，而是家園，若是這樣，那麼你就必然回不到家。這一點，西方人做得很好，因為政治家首先要看你的家庭是怎麼樣。如果你家庭很好，把國家交給你也可管好。很多政治人物，包括一些民運人物，連自己建立的一個家都沒有。中國政治領導人幾乎都是抛棄了家庭的，我覺得很討厭，很反感。自己沒能力把自己管理好，還能管好甚麼，我怎麼能相信你能管理好一個社會呢？」

家在你心裏，那是一個永久的城堡，之外的家其實是旅館。
背著文化歷史政治道德太重的人，是無法找到家的，因為只有「家園」，不是「家庭」。
－馬建　2008年10月4日於倫敦